用市场手段治污 助推绿色产业发展
“目前国内有一种做法，过度注重末端治理，但末端治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在近日召开的第五届全球绿色经济财富论坛上，环保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表示，末端治理不仅难以解决源头污染的问题，而且治理成本非常高。他认为，治理环保应以技术进步来促进，以市场机制推动淘汰落后，以政策透明带动全社会共同治理。
环保部近日公布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７４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结果显示，今年７月份，三大区域空气质量较去年同期全面下降，平均达标天数刚过七成，其中京津冀污染最重，清洁天数比例不足一半。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７月份，７４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７３．１％，与去年同期相比清洁天数比例降低７．４个百分点，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均下降。与６月相比，除长三角区域，京津冀、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均下降。
环保治理应创新理念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在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形势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通过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促进经济发展，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为了治理城市空气污染，目前国内很多省市都采取了‘限煤控车’的系列举措。特别是在限制煤炭消费总量方面，甚至有一些重点地区被要求禁止新建小型燃煤锅炉，但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城市冬季热能供应的压力。现实情况是，燃煤电厂有５０％以上的余热被浪费，燃气电厂有４０％的余热被白白浪费掉。”杨朝飞认为，应利用市场手段来淘汰落后产能，少用行政手段，毕竟从前些年的一些做法可以看出，行政手段虽然见效快，但当压力不存在的时候污染企业又会有抬头的趋势，容易反弹。此外，行政手段还容易留有后遗症，例如就业问题、债权债务及企业损失问题，都需要政府费精力去妥善处理的。反之，如果用市场手段来进行转型升级和淘汰落后产能，后遗症就非常小。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一方面使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一些企业只注重短期效益，置污染于不顾，特别是重金属污染，其所含的铅、镉、汞、砷等有毒有害物质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水、空气和土壤受到了污染，严重危害了人类健康。”广东沃杰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义斌认为，企业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更应该成为环境责任的承担者。
“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努力，促进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要落实到政府和企业，加强制度系统建设、保护资源环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并要从抓住节约能源、治理污染的源头开始，尽快改善我国能源消费结构。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应找到最好的平衡点，利用经济手段来进行转型升级和淘汰落后产能。”杨朝飞认为，治理雾霾最重要的问题是转变政府职能，要从过去增长型的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当政府转变职能后，政府职能负责社会公共产品保护，只有在这种根本性的职能转变后才能把环境保护提上正式日程，除此之外，技术措施和经济投入设施是第二位的。
绿色经济商机待掘
“中国经济发展曾经实行‘黑色经济’模式（即对自然资源破坏性地进行消耗，造成一些环境资源几乎消耗殆尽），和‘红色经济’模式（即以拉动消费来解决危机）。在对一些有机废物的处理方式上，如填埋，其带来的占用土地和污染地下水问题，违反了基本生态法则。”北京绿创环保集团董事局主度姜鹏明表示，真正的生态经济模式，应是生存和发展并举，仿效生态系统创意，利用能源和资源的串联，使物质循环每个环节都产生价值。
在我国，每年污水排放量高达６００多亿吨，在这些废水中含有大量的甲烷、氨氮、磷、硫、有机肥及水资源。据专家预测，废水中潜在的经济价值高达２２８０亿元。
“工业废水排放到环境中，含硫有机物或硫酸盐在厌氧条件下会变成硫化物，不仅腐蚀管道，造成经济损失，而且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对环境和人体都会产生危害。”国际水协会厌氧专业管理委员会常务理事王爱杰表示，含硫工业品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然而我国缺乏硫矿资源，含硫化工原料长期依赖进口。如果能够在工业废水处理过程中“追捕”到含硫物质，实现硫资源的回收，对矿物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无疑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过去的经验教训表明，靠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的老路是行不通的，空气污浊，水质被污染，土壤含‘毒’，经济发展的背后是环境的‘亏损’，这种‘亏损’目前正在‘吞噬’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一位与会专家认为，环境是宝贵的财富，越是经济发达，人们对美好的环境追求越强烈，环境的价值越大。环境对经济发展具有支撑和破坏双重作用，好的环境不仅能支撑经济发展，还能促进经济发展，相反，坏的环境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的作用，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靠牺牲环境换取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得到纠正。
发展绿色产业是未来趋势
国际绿色经济协会副会长赵燕澍称，靠绿色金融来推动绿色经济转型的道路，我国刚刚起步。用金融手段撬动绿色经济发展和绿色转型，国际上已有很丰富的经验。这其中包括政府的绿色采购，用技术进步、税收的手段从石化能源领域获得收入去补偿或激励、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等；再就是ＥＭＣ模式（合同能源管理），这套风险管控国内金融机构才刚开始学习，直到现在国内银行才开始给中小型企业进行合同能源管理，给企业放贷，因此仍有很大潜力可挖。
“绿色增长首先是在传统经济上的转型，发达国家率先发展绿色经济，发展中国家紧随其后。”杨朝飞认为，国际绿色转型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我国借鉴，但是，在我国不可能照搬发达国家通过污染转移，实现绿色增长的做法。
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龙永图表示，发展绿色经济意义重大。一是中国当前经济转型速度加快，由过去追求经济数量向追求经济质量转变，体现在老百姓这里就是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希望有更清洁的空气、更干净的水，更安全的食品，更好的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二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在深化，包括过剩产业的退出和加快建设与环境保护有关系的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和环保产业等；三是传统产业正在升级，将要摆脱污染企业的帽子；四是大力发展生产和生活服务性产业。这是污染最低，对环保有益的产业。以上几点均成为深层次的环境保护目标和需要，因而，保护环境以达到国际标准也是企业的基本社会责任。
“城镇发展经济模式会从工业经济朝着生态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也会从物权主导向人权主导转变，绿色技术就是清洁生产，因而绿色经济应是一种生态的小循环、资源的大循环，交易模式也变成等值交换甚至是生态价值的分享，而绿色经济模式应当大于或等于节能减排。”姜鹏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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