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背后上演穷国富国政治博弈
博弈“气候政治”
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挑战，气候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公共产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本应属于利益共同体，但事实上，年底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能否达成世界共识，缔结世界契约，实现世界行动，仍存在种种障碍。气候问题本应是超越主权的话题，与之相关的必须是全球意义上的绿色经济、绿色意识、绿色政治。但它必须由一个个主权国家做出妥协甚至牺牲，因为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个体利益，有着不同的诉求。这当然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但更是一个呈现政治大国气度与远见的最佳窗口。
2009年9月22日，纽约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当听到胡锦涛主席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将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时，欧美国家领导人因中国传递出来的这一积极信号松了一口气。
但是多数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专家们仍一致认为，在距年底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不足3个月的时间里，相关国家之间围绕气候变化的讨论、博弈将会更加具体和激烈。
穷国和富国的博弈
说到“气候外交”，不能不提到一份著名的文件—《京都议定书》。这份1997年在日本京都通过的联合国协议，将地球变暖问题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之后各国的外交领域都增加了一个新的“亮点”。
外交部原条约法规司副司长王宗来参与了当年在京都的气候谈判过程。他对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当年的大会议程本无计划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指标，但发达国家不顾事先达成的共识(仅给发达国家设定减排指标)，执意在大会上讨论发展中国家减排问题。
对于这一突然变动，不少发展中国家十分气愤。据王宗来回忆，在谈判期间举行的发展中国家内部协调会上，巴西的一位代表在谈到发达国家的“野蛮行径”时越说越气，大声叫嚷：“这时候找我们来减排(没门)，过150年再说吧！”
这样的气话并非没有缘由。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就一直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而发展中国家排放量的上升仅仅是近年来的事情。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对环境的污染存在滞后效应，所以目前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排放的。
考虑到这一历史原因，《京都议定书》缔结之初就达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京都议定书》就是要给发达国家设定减排指标。而发达国家在这个时候把发展中国家拉进来共同减排，无疑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
对于发达国家的“突袭”，中国代表团早有准备，中国代表团刘振民副团长一到东京，就拜访了印度代表团副团长，经过协调，两国和77国集团在立场上达成了一致。
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当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减排问题一抛出来，发展中国家代表立即纷纷上台抢占“话筒权”，一个接一个发言，“几乎占据了所有的会议时间”。一位非洲代表在发言要结束时说到减排，用“No！No！No！”的浑厚声音结束了演讲，全场发展中国家代表掌声雷动。
不过，发达国家并不肯轻易让步，因为减排方案触及其到他们的经济利益，直接关系着领导人和执政党的政治资本。在多次气候谈判期间，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甚至从大洋彼岸的美国本土赶到会场，向会议施压，仅王宗来就相继会见了20多名美国议员。
由于谈判迟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东道国日本感觉很没有面子，跑来向中国代表团施压，说如果谈判失败，你们中国要承担责任。据王宗来回忆，一向温文尔雅的副团长刘振民，听到这话猛地站起身来，指着日本代表说：“凭什么让我们承担责任，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可能！”
《京都议定书》最终规定，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要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例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第一阶段并不承担减排义务；而美国、欧盟则需要承担很大的减排量。
发达国家间的外交角力
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有严重分歧，发达国家之间也有不同的意见。
欧盟是“气候外交”的首倡者，环境政策目前已成为欧盟彰显“统一外交”的重要手段，欧盟希望以“气候牌”来彰显自身的“特色外交”，并在未来的世界政治外交事务中取得领导地位。其次，欧盟的企业在开发低碳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具有优势，若世界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全球价值数百万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及基础设施都要进行更新，可以为欧盟企业提供巨大的商业机会。
另外，在欧盟与美国的种种较量中，环保和气候问题与其他政治问题相比，敏感性较低，较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因此，欧盟一直是气候变化领域承担减排责任的标兵。
要实现对世界的环境承诺，美国要比欧洲付出更高的经济成本。这无疑会削弱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因此，美国一直是气候变化谈判中一个重要的阻力。美国曾于1998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
在2007年6月，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主席国德国在决议草案中提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建议，遭到了美国的“根本性反对”。峰会前夕，美国总统布什出人意料地抛出美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长期战略”。不过，在布什的新计划中，关于新的排放标准，只字未提。
分析人士认为，布什政府当时抛出这一计划主要有三个目的：其一，表明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美国是“带头人”，华盛顿不容许欧洲人主导这一议题；其二，避免美国在八国集团峰会上再次成为众矢之的，选择先发制人；其三，布什将于2009年初离任，提出新的计划可以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拖到2008年底，然后再把“皮球”踢给继任者。
果真一直到布什卸任，美国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毫无进展，但显然情况现在出现了变化。奥巴马在今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明确表示，美国要占据未来新能源的领导地位。“以前欧盟总是拿这个问题敲打美国，奥巴马上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袁鹏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袁鹏介绍，美国态度转变主要有三大原因：首先是执政党的政治主张不同，民主党比较重视气候问题和新能源战略，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副总统戈尔亲自挂帅新能源战略，但被后来布什的共和党政府全部推翻；其次奥巴马本人对清洁能源情有独钟，并希望它能成为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是国际大环境所迫。
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也公开表示：“美国毫无争议地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大学研究力量、国家实验室和私营企业研究机构。一旦我们让这些革新的机器运转起来，我们将是不可战胜的。”
目前，今年6月已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正等待参议院的投票。
中国应顺势而为
“此次胡主席当着100多个外国领导人的面，首次在联合国阐述‘中国气候观’，标志着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中国由被动转向主动了。”袁鹏如此评价。
其实在两年前，中国就已经开始行动了。2007年6月，刚升格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组长由发改委主任马凯换成了总理温家宝，9月，中国外交部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领导小组”，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亲自出任组长，副部长武大伟及时任部长助理崔天凯出任副组长，原驻坦桑尼亚大使于庆泰担任谈判特别代表负责组织、参与有关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新组建的领导小组规格之高，足以显示中国政府对气候问题的重视程度。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和他的哥哥外交部长杨洁篪，如同英国外交部长戴维·米利班德与其弟弟、能源与气候变化部长埃德·米利班德，都是“气候外交”领域的“兄弟连”。
杨洁勉对时代周报说，“首先，应对气候变化不能损害中国的发展权。发达国家率先发展所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不能成为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借口。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谈判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保证国家发展的根本利益，并为国家跨越必经的发展阶段争取宝贵时间，尽可能延长中国的发展机遇期。”
杨洁勉进一步说，“其次，‘巴厘岛路线图’也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适当减排温室气体行动。我国作为世界第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应在多边外交关系中积极应对相关的国际要求。同时，应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积极参与资金和技术方案的设计和行动，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社会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做到妥善应对，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巴厘岛路线图”是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关于减排温室气体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国在这个决议中承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担当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应责任。
“履行各自责任是核心；实现互利共赢是目标；促进共同发展是基础；确保资金技术是关键”，这是胡锦涛主席在联大气候变化峰会上发表的演讲—《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提出的四点意见。
针对第四点，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认为，目前发达国家普遍以一种居高临下、施舍的心态来看待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而实际上按照人均累计碳排放量计算，发达国家已用完了它们的排放限额，它们的继续发展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用自己的排放限额补贴发达国家，所以发达国家需要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形式为此进行偿付，这是“公平交易而非施舍”。
今年7月，法国外长顾问、新闻发言人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也坦承要尊重中国继续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权利，“必须要找到一个渠道，让中国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参与到应对气候变暖这个全球挑战中来”。
计划在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即将到来，根据预先安排，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应该达成一项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协定，以取代将于2012年到期的协定—《京都议定书》。
“这个大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但是这需要所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作出进一步的妥协。”袁鹏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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