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委书记：水污染比贪污几千万罪过
你们为了保护生态，掉几个GDP，我不会罚,但为了几个GDP，把我的几缸水污染了，我要重罚！市委书记这顶“帽子”，只有一顶，是稀缺资源，“戴”上这顶“帽子”后让老百姓喝不上放心的水，这种罪过比贪污几千万不知要大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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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给你泼点冷水
2007年7月16日，清镇市委。
市委书记杨明晋向顶头上司、贵阳市委书记李军一行人介绍该市的“宏图”，他们要围绕辖区内的两个湖泊打造一个“城连水，水连湖”的美妙新城。
“我们专门请了清华大学的教授，还有著名的专家……”他高高地挥舞着手臂，一句快过一句，在座的人明显感到他很得意。若照此实施，别的不说，吸引的投资何止百亿？这要创造多少GDP？
李军静静注视着对面这个侃侃而谈的下属，心潮起伏。
一个多月前，他被任命为贵阳市委书记。初当大任，他就开始“常常睡不着觉”，他将如何带领这个地理位置独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气候宜人数贵阳”的“森林之城”向前发展呢？是沿袭过去“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短期的发展，还是着眼长远、另辟蹊径？
李军曾在中直机关工作18年，养成了从宏观看问题的习惯。2003年，41岁的他被“空降”到贵州省任省长助理，之后又担任了两年半的省委宣传部部长。这些在中央和地方工作的实践给了他不同常人的积累。
“我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贵阳人了，”他告诉记者，来到贵阳之后，他深深地喜爱上了这个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的城市，在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期间，他常常和省委副书记王富玉一同到各地去推介贵州（包括贵阳），“卖风景，卖气候”，从那时起，他就感到，和国内许多兄弟省市相比，贵州、贵阳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
当上市委书记后，李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地图琢磨贵阳以及周边的城市，他坚信，只有在生态优势上面做文章，才是明智的选择。
也就在这时，滇池、太湖和巢湖再次大规模爆发蓝藻，引起各界躁动；而一个月后，7月15日，长春市的新立城水库爆发蓝藻，全市全面停止供水，长春市民高度恐慌。这使李军惕然心惊。第二天，他就来到“两湖一库”巡查。
红枫湖、百花湖、阿哈水库，不仅风景优美、林木葱郁，还承担着贵阳市中心城区70%以上的居民用水和清镇市所有居民用水的供给任务，被李军称为“三口水缸”。近年来“两湖一库”水质急剧恶化，连国务院都知道了，7月6日，温家宝总理作出批示，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随即作出批示并当面指示李军：“请深刻理解温家宝总理的精神，这是关系到数百万群众的民生问题，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及早治理，及早安生。”
乱搭乱建，污水横流，直接排进湖里……“我看到水都是黑色的，农民说牛喝了这水都拉肚子，甚至死掉。”李军说，场面令他“揪心”，他竟然在红枫湖也看到了蓝藻！随行的环境监测人员告诉他，“两湖一库”的水质已降到了四类、五类，有些地方已经成了劣五类。
“我要给你泼点冷水。”听完杨明晋的报告，李军毫不客气地说，环境专家警告，就算“两湖一库”周围不建新城，照此下去都有变成滇池、太湖的可能，这新城一建那还得了？
杨明晋愕然。
李军问：你算过账没有，究竟是钱大还是命大？你是要钱还是要命？这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李氏三问”的第一问。
接着他又说出了第二问——你想过没有，究竟是治理划算还是污染划算？
英国的泰晤士河，投入了300亿英镑和100年时间，日本的琵琶湖投入了180亿美元和35年的时间；在我国，滇池周边企业20年时间里创造了几十亿的产值，但是治理已经花了50亿元，至今难以解决，预计今后将花费至少490亿元和更长的时间；淮河流域小纸厂创造了不到500亿元的产值，但要把淮河水治理到较低标准的五类水，至少需要3000亿元和100年时间。
“一缸水脏了，还可以换掉，而“两湖一库”这三缸水弄脏了，可就不是换掉那么简单了。”李军说，他希望大家像保护自家的水缸一样保护两湖一库。
李军发布了两个命令：“两湖一库”必须整治，清镇的城市规划必须调整，已经上马和即将上马的项目，该舍弃的必须坚决舍弃。“两湖一库”的重点保护区域要划定红线，建立不准开发的生态功能区。
他对各区县的一把手说，如果你们为了保护生态，掉几个GDP，我不会罚你；但你为了几个GDP，把我的几缸水污染了，我要重罚！
究竟是谁的事情
“李氏三问”的第三问：究竟是自己的责任还是他人的责任？
2007年7月16日那天的巡查让李军还看到了一个问题：“两湖一库”之所以污染到这个地步，与官员们缺乏责任感有关。
在红枫湖，李军问红枫湖管理处处长，在治理红枫湖污染上有什么作为、能够办点什么事？
处长想了半天说，污染是别人造成的，自己做不了什么。李军就问，你就只是收门票啊？
处长说，是啊，一年收四百多万门票呢。李军感叹：“收门票还用得着一个正县级单位吗？你哪怕想办法清理一下水面和湖边的垃圾也好啊。”
在否定了清镇市委的城市发展规划方案后，李军接着问官员们，不是你们的事情，究竟是谁的事情？
指责起了作用。环保局立即组织了巡查队到“两湖一库”巡查，发现不符合污水处理的“农家乐”等经营场所，就立即关闭。有一个项目，其他部门都批了，但环保就是不让它过。李军很高兴，给环保部门的上报材料作出批示：及时巡查好，严厉查处好。
他不失时机地告诫官员们，要弄明白铁面无私履行职责和乌纱帽是什么关系。
一个月后，贵州省人大组织巡视组检查“两湖一库”的治理情况。李军看了巡查组的报告后“觉得不过瘾”，提出：希望你们的报告写得严厉、尖锐一点，提出一条条能够见实效的硬措施，我现在需要的不是“客气”，而是能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利器”。
李军向巡查组表达决心：在“两湖一库”问题上，一定要排除一切阻力。“今年两湖局部已现蓝藻，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如果蓝藻大面积爆发，甚至引起全城恐慌，那我将罪责难逃！”他说，贵阳市委书记这顶“帽子”，只有一顶，是稀缺资源、垄断资源，“戴”上这顶“帽子”后让老百姓喝不上干净放心的水，这种罪过比贪污受贿几千万不知要大多少倍。
环境保护法庭
2007年11月20日，李军上任5个多月后，一个新事物——环境保护法庭诞生了。
环境保护为什么那么难？李军认为，关键是人们习惯了使用行政手段，一个应该用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偏使用行政手段来解决。
而依法治污是国外的成功经验，千湖之国芬兰有18万个湖泊，政府通过立法并严格依法治理污染，对严重污染水源和空气的企业课以巨额罚款甚至关闭。南非、科威特等国都设有环境法庭，对环境违法者实施严厉制裁。
环境保护法庭成立的第一个案子是个公益诉讼案件，比环境保护法庭晚10天成立的“两湖一库”管理局(下称管理局)起诉天峰化工集团。管理局的成立，是出于加强行政手段的考虑，原先“两湖一库”各有一个管理处，分属水利、旅游等不同的部门，李军将他们合并成一个直属贵阳市政府管辖的局，抽调清镇市主管经济的常务副市长丁雄军博士担任局长。管理局的任务就是“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两湖一库”，是和法庭配套的行政机构。与管理局同一天成立的，还有两湖一库基金会，这是李军治理“两湖一库”的第三个“法宝”。
天峰集团是个老牌的污染大户，丁雄军清楚地记得，管理局起诉它的时间，是在他上任后的第七天，“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案件。”他说，天峰集团不属于清镇管，也不属于贵阳管，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传统的方式有两个：一、贵阳市政府向当地政府发函，要求督促解决，而当地政府可理可不理；二、贵阳市政府向贵州省政府提出请求。省政府站在全省的角度，会指派一个分管的副省长处理，面临一个几千人要吃饭的困难企业，他一定会首先考虑稳定因素，至于治理，等以后有钱再说，最后也就一定解决不了。“我不能按照这个逻辑来呀！”丁雄军说，他冒着刚上任就被免职的风险，决定不走行政程序而走司法程序，将它告上法庭；同时把事情搞大，请来中央级媒体，对案件进行报道。
案件按简易程序审理，很快做出判决。不久，贵州省政府下令关闭天峰化工集团公司。
此后，环境保护法庭从“两湖一库保卫战”打到“森林保卫战”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例环保组织针对国家机关形成的公益诉讼，第一个由检察机关作原告的民事案件……到今年9月20日止，环境保护法庭共受理案件176件，93%结案。
从GDP到幸福指标
2007年底，贵阳市委作出了要把贵阳建设成生态文明城市的决定。
往贵阳的东西南北看去，重庆、成都、西安、昆明、南宁、长沙，甚至株洲、湘潭等城市，都各自发展得热火朝天，尤其是身边的重庆、成都、昆明、南宁等城市，由于有比贵阳更值得国家和外界关注的因素，一直使贵阳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冷静。”李军说。
检点过去，贵阳一直采用的是赶超战略，致力于赶超发达城市，使贵阳在西部省会城市中排位前移。然而十多年过去，结果却是有的方面差距越拉越大。
李军和市长袁周多次商讨，觉得现在仍然走老路，和人家比GDP非明智之举，贵阳应该扬长避短，走比较优势战略的路子。
跟别的省会比，贵阳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态优势：空气清新，气候凉爽，森林覆盖率39%以上，紫外线是全国乃至世界最少的地区之一。“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和本钱，也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别的城市用多少GDP都买不回来的。”李军说，相对于发达城市，贵阳开发力度弱、生态环境保护较好，加之土地、劳动力成本较低，既有比较优势又有后发优势，十分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城市。
他理解的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深刻反思的结果，是对既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发展路径的拓展和匡正。
在提出新战略的同时，贵阳市委市政府决定不再采取过去的围绕GDP评价考核机制，而改为引入公众评价机制，围绕“幸福满意度”，试行以工作实绩和公众评价为依据的绩效考核制度。“我们不是不要GDP，而是要体现生态文明的GDP，要包含幸福指数在内的全面的GDP。”李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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