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政策、技术、工程，我们到底缺什么？
“虽然今天很冷，我还是坐地铁来的，没有开车。”来自一家咨询公司的刘先生说。事实上，11月初的北京，在设置于豪华酒店的中国清洁能源国际峰会会场里，人们需要穿和室外差不多的衣服，因为这里没有开空调。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前夕，这次讨论“中国的环境政策与发展战略”的峰会，吸引了300多位来自政府、国内外能源公司及金融机构的代表。
“中国在发展清洁能源及减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还远远不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说。他认为，目前看来，中国要完成“十一五”减排目标，到2010年年底使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达到10%和能源利用率提高20%，应该不是很困难。但“要完成胡锦涛总书记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中提出的指标：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以及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等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是在能源消耗以5%—6%的速度增长的情况下制定这一目标的，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压力要小得多。”李俊峰说，在现有经济机构下，提高能源效率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因此，当前最紧要的是要改变经济结构。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负责人丹尼尔·罗森持同样观点：“中国的能源消耗大户是工业，五大高能耗产业的就业人数却只有1000多万人，因而当务之急是调整产业结构，让机制和激励措施来促进服务业、低能耗产业的发展。”
具体到低碳技术的发展，李俊峰说，清洁煤技术现有的贡献还比较低，如果没有二氧化碳捕获和埋存（CCS）技术的发展，仅仅靠所有的清洁煤技术很难达到低碳目标。
“中国下一步发展清洁煤技术的方向，应该和CCS技术结合起来，但是目前来看CCS技术还在研究和实验当中，大规模的环境效应还难以评估。”李俊峰说。
这也正是中国海洋石油公司能源经济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单联文所考虑的。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清洁能源发展都需要政策扶持。“从宏观上讲，未来30年内不可能有能源可以替代石油、煤炭这些传统能源，当前最重要的是加强传统能源的低碳化利用，但这些项目的前提投入非常大，比如CCS，对于公司来说可能长期看不到受益，这个时候就需要政策支持。”
“我们现在的整体考虑是，想在煤炭富集区和风力富集区，打造一个新型能源链。”他解释道，煤制天然气会产生高密度二氧化碳，所以我们要利用风能制氢，然后把氢加进去，来提高煤制天然气的品质。单联文说，二氧化碳的分子结构十分顽固，加入氢非常困难，而且制氢也不容易，中海油目前有一个专家组正在做技术攻关。但他表示，希望政府能将这一方向纳入国家战略，“像巴西支持煤制油那样。因为每年要达到400—500吨生产规模时才能商业化运行，而这靠某一家公司肯定是无法实现的”。
事实上，“关键技术的突破确实能加快中国低碳进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伯尼斯·李说。但她同时表示：“我们对6个能源领域包括CCS在内的专利授权研究发现，24年才会出现一个关键性技术。”她提到，现在风能、CCS、太阳能等方面的新技术层出不穷，但已有的36000多个专利中，并不确定哪个技术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中国应该尽快部署，整合现有资源和技术。很多技术和创新并非在某个实体工业中，所以把钱分散投在具体行业可能未必有效，需要以更长远的眼光来布局和统筹。”
“我觉得我们在节能减排方面，责任讲得很多，而具体的工程项目却做的不够。”来自山东联合能源公司的张长东坚持认为，政策引导固然重要，但更为迫切地是寻求具体工程项目上的进展。他所属的公司5年来通过引进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技术，致力于热电厂的技术改造，提高煤效。
“这些年的经历告诉我们，虽然IGCC造价很高，但我们中国有优势。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在项目上寻求突破，研究如何利用优势，积极探索，降低成本，使其与CSS技术结合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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