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局长游泳试污被指“长官意识”作怪
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表示，“检验温瑞塘河治污成效，不以部门报上来的数据为准，要以环保局长和公用集团董事长带头下河游泳作为河水治理好的标准”。此前，温州网民列出一批污染严重的河道，希望环保局长“能带头下河游泳”。
正方
不妨作为试验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治污成效，不以数据为依据，而以环保局长亲身下河游泳为标准，如此“局长游泳试污实践”，足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逼环保局长游泳试污，看似人治，却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事实上，这个办法也是被逼出来的，温瑞塘河是温州市境内十分重要的河道水系，有“八十里荷塘”之称，如今却成了臭水沟，许多河段水体发黑、发臭，更为荒诞的是，近十多年来，温州市历届政府均有发出治理温瑞塘河呼声，然成效不大，污染依旧。
谁该为温瑞塘河治污不力负责？很显然，问责的板子第一个应该打在当地环保局长的屁股上。板子如何打？如果还像以往那样不痛不痒地批评、签保证书之类，恐怕效果都不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环保部门在数据上做做手脚，很容易蒙混过关，如此治理，恐怕再用十年也治不好污染。而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以身试污就不一样了，污染治好了，水清了，才可以下水游泳，假如治污效果不好，河水还是发黑、发臭，让环保局长下河游泳，恐怕比打板子还要难受，如此一来，环保局长还敢不敢玩忽职守？当年，西门豹治邺破除河伯娶媳妇迷信，兴修水利，用的是请巫婆、三老、廷掾这些人下河试水请河神的办法，如今，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以身试污，是不是也能收到西门豹治邺的奇效？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也只有让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以身试污，环保局长才有对污染的切肤之痛，才能让其真正守职尽责。当然，仅让环保局长到温瑞塘河游泳试污还不够，还要请环保局长到温州网民列出的一批污染严重的河道去游泳，效果才会更好。
得到领导如此振奋人心的承诺，当地网民一片欢呼，并立即列出要治理的河段。从官方与民间互动的角度来看，这是令人欣慰的一次官民对话。然而“环保局长下河游泳”这样的行为艺术，对于环保事业的有效推进并非是“有效的猛药”，真正能够让河水再清的只能是扎扎实实的环保工作以及环保法规的有效贯彻。
当地居民迫切的治理诉求源自当地日益严重的水环境污染，而相关领导决绝的表态之后居民激动地罗列污染河段，从侧面显示了当地水环境的亟待治理。相较于居民将污水治理的重担压在环保局长的肩上，水污染问题更应该被视为社会发展中的“历史问题”。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由于生活、工业、农业等污水长期大量直排入河，河道水质日益恶化。当居民对环保局长陈词愤愤时，最应该扪心自问：自己又为环保做了什么？
环保部门对于治理当地日益严重的水污染责无旁贷，而环保部门的职能绝不仅仅限于“事后治理与追责”。对当地水环境的监管，监督排污企业的净化处理，甚至对于市区水道的合理疏通与布局环保部门都应起到作用。面对如此复杂而严峻的水污染治理，环保部门当然应该全力以赴，但是工作重点是扎扎实实的监管与追责，而非用“下水游泳”的行为艺术去检验治理效果。
“下水游泳”这样的行为艺术，用于印证水环境治理的成效上更加具有“眼球效应”，立下如此决绝的军令状也可舒缓公众对于环保部门的舆论压力，但是对于环保工作本身而言，这样的举动并无实质意义，如一位网友的戏言“又没说光身下去”。能够验证水污染治理成效的方式有很多，数据分析加上居民的感官验证，总之只要环保工作有成效了，用不着环保局长下水验证。
让职能部门立下如此决绝的军令状，对于疏解公众的舆论压力是有益的，“局长下水”的言词也颇具领导艺术，但是环保工作绝不该限于表态，更重要的是扎扎实实的工作。
反方
长官意志的体现
口说不如躬行，数据再好但无法亲身尝试，自然就难有信服力。“不信数据只信行动”的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值得喝彩。不过，“以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为标准”固然有着某种异质思维，从本源上还是“长官意识”在作怪，折射的是“究竟谁是标准”的标准异化。
治污有无成效，最有说服力的当然要靠“技术检测”。再感性的认识，也无法替代科学的理性。结果是，部门上报的数据无法获得信任，而换来了实实在在的“以身试效”，作为一地最高长官的市委书记，抛出此论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无奈。
术业有专攻。市委书记权力再大，对污染问题还得倚仗专职与专业。但治污有无成效，仅凭相关部门“自话自说”的说数据，很难获得真实信息。“自我表扬”已经成为一种官场常态，大量的汇报材料和工作总结中，千篇一律是成绩占多头，问题尽忽略。即便谈问题也是客观因素多，主观因素少。所以，在污染问题面前，见过主管领导震怒的，也听过最高长官骂娘的，问题却依旧如故。
以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为标准是种异化，其间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官场伦理已经异化，欺上瞒下现象已经相当严重，以至于宁信体验不信数据；二是执政宗旨已经异化。民意当为检验一切工作成败的标准，也是评价得失的唯一标准，现实中却反了过来，官意居大，最高长官的高兴与否成了强力助推。“屡禁治理，收效不大”却鲜有人被问责。三是程序上的异化。宁愿相信“下河游泳”为标准，也不相信体系外的科学检测，更不相信民众的评定为标准。以环保局长下河游泳表象很美感，实质却凄凉，“长官意志”下的“人治思维”清晰可见。
堂堂环保法律，煌煌公共利益，都没有转化为坚定的治污决心，以及实施责任追究的标准。以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为标准自然是舍本求末，徒有眼球效应。如果思想上的偏差不能改变，检验成果的标准就很难回归正位，至于治污则难见期盼之效。如此语境下，即便是市委书记下河，也无以为继。
其实，领导以身试“水”早有先例。前几年，广州市长不止一次带头跳进水中，畅游珠江，将珠江水质一年好似一年的信息带给公众，这样的“特别新闻发布会”生动鲜活，比环保部门发布水质监测报告更令人信服。还有更猛的，往往在污染事件应急处置之后，领导带头喝水，一饮而尽。官员危难时刻“献肠胃”，让公众看到饮用水“劫后余生”的安全。要看到官员能身临其境，亲口尝一尝水质的好坏，与水源污染有个亲密的接触，无疑是深入现场获得感官经验、体察民情了解污染危害的好形式，比坐办公室里看材料、听汇报有亲身体验的直观感受，也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作风转变。
然而，治理河道污染不单单是一篇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的“记叙文”，更是一篇严谨缜密、有理有据的“说明文”。近十多年来，温州市历届政府均有发出治理温瑞塘河呼声，然成效不大，污染依旧。究其原因，很可能是雷声大于雨点；号召大于行动；作秀大于实招。要治理好母亲河污染，仅有“官员下河游泳”的标准远远不够。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改革与发展成果并非只有经济的增长，更应包括让民众拥有蓝天、碧水、净土和身体的健康与生命的尊严。因此，首要的是改革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引导他们不欠新账、多还旧账，在督促治理老污染的同时，严格把好新上项目的环保关口，积极回应民众对环境安全的迫切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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