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污染防治拷问综合管理智慧
广州亚运治水平均1天砸1亿，时隔3年后，部分河流依然存在严重黑臭问题。消息爆出不久，广州市市长陈建华透露，2013年至2016年，广州将投入140亿元治水。
与此同时，北京从8月起启动了第一个河湖环境百日整治行动，重点任务就是治脏、治乱、治臭。
“水污染治本关键在于‘十二字方针’：源头减排、过程阻断、末端治理。”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日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过度强调末端治理是本末倒置。
末端治理事倍功半
专家们普遍认为，地方治水已超出技术或科学问题，深层次的原因是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不足，城市化进展快，两个过程叠加在一起，在最近一个阶段以及今后一段时间，水污染处理不了的矛盾会不断出现。”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刘永定说。
污水处理厂、原位修复、恢复湿地、生物氧化床等，都是末端治理措施。单纯强调这些，在王浩看来，是“本末倒置”。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认识不足、急功近利外，还有环保人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源头减排人才少，末端治理人才多。”王浩说。
他同时强调，河水污染物主要来自陆域，如果不从源头减排抓起，仅靠末端治理无法解决水环境污染问题。
“达标”排放加重污染
控制污染物排放是水环境治理的前提。王浩认为，我国现行的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照抄欧美上世纪70年代标准，排放标准以浓度控制为主，难以适应总量控制要求。
“一切管理都基于浓度达标排放，没有考虑水体的纳污能力，这样直接导致河水水质成为劣五类。”王浩表示。
他介绍说，欧美100公里河道仅有3家工厂，而珠三角地区，100公里河道可能有1000家工厂。照搬欧美标准与中国实际水环境承载力脱节，导致都是达标排放，但中国的水环境污染要加重很多。
生活污水排放同样超过流域环境的承载能力。中科院地理湖泊研究所研究员胡维平告诉记者，环太湖地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200人；而贝加尔湖周边，每平方公里平均不足3人。
“只有按照水体功能的水质要求及其自净能力，核定水功能区纳污能力（水环境承载力），提出限制污染物入河总量，并倒推至排污口，采取相应削减措施，才能解决部分问题。”王浩说。
他还指出，不达标排放的问题更为严重。超标排放的处罚力度，远远低于达标排放的成本，“守法成本太高，违法成本太低”的现实导致污水排放监管乏力。
管理决策决定治污成败
“环境问题涉及人和自然的关系，并不是靠某项技术就可以完全解决的。”刘永定说，水环境治理是项系统工作，必须建立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而且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聚焦水利建设；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设定了“三条红线”，其中包括“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
王浩透露说，《全国重点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为各省市自治区核定水功能区纳污能力（水环境承载力）、提出限制污染物入河总量意见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假如河流纳污能力是10个单位，现实排放却是90个单位，需要削减80个单位。”在王浩看来，水环境治理任重道远。
在采访中，刘永定和胡维平都提到，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期间，两个城市的环境确实变好了，这是“环境承载力跟生产协同的结果”，证明综合管理手段到位，就能够解决环境问题。
而在微观问题上，政府管理决策是否科学，将直接决定治理的成败。“有时候为了立项过度承诺，会造成一旦投入治理，实际效果和预期严重脱节。”胡维平说。
他还认为，施工过程中监管不严，随意更改规划，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科学家经过科学论证形成的可研方案，往往只被用于立项，实施后方案可能差别化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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