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成城市难题 多地建焚烧厂频遭市民反对
日益突出的“垃圾围城”已经成为中国各大城市必须面对的难题。政府想方设法突破困局，多以垃圾焚烧寻求突围。而伴随着环保理念、权益意识的增强，一些地方特别是垃圾焚烧厂选址点附近的居民排斥建垃圾焚烧项目，垃圾处置陷入重重困局。
居民痛点：垃圾焚烧厂点燃民意
在一些地方，建设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陷入“政府宣布建设——居民强烈反对——项目被迫搁置”的中国式困境，建与反对建垃圾焚烧厂的意见僵持不下，似乎成了难以破解的死局。
2009年11月，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到附近居民强烈反对，成为近年来反对垃圾焚烧的标志性事件。周边居民认为，焚烧厂的建立会给当地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特别是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二噁英，会严重影响健康。番禺区政府被迫宣布暂停该项目，时隔4年后，易址广州南沙新区。
在“番禺风波”示范作用下，广州白云区李坑垃圾焚烧厂也遭到当地村民联名上访，最终周边村落整体搬迁。佛山市高明区、南海区西樵镇近千市民开展“戴口罩巡游活动”，反对佛山市南海区江南发电厂建设污泥焚烧项目。
事实上，关于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在各地多次发生：江苏吴江平望镇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当地数千居民抵制工厂点火，一度拥堵国道;北京有居民组织车队或在论坛发帖反对建设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深圳数百居民聚集工地反对建设白鸽湖垃圾焚烧发电厂……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居民和政府在垃圾焚烧项目建设上存在较深的认知鸿沟，地方政府再三向居民强调垃圾焚烧厂技术成熟，全球许多国家都在采用。但居民对此表示怀疑，担心项目会给自家环境带来污染，对政府的监管能力也缺乏足够信任。近年来双方对峙程度不减反增，甚至从反对升级为冲突。
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冲突，成为继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后的又一个群体性事件高发缘由。
政府难点：民意与决策赛跑悖论
广州市番禺区火烧岗生活垃圾填埋场离当地政府所在地不远，周边是高新科技园区以及高档的写字楼及餐馆。记者驱车刚一进入填埋场，就立刻想掩鼻而逃。
建于1989年的这个垃圾填埋场，日处理垃圾2000吨，大大超过它的负荷能力。据现场管理人员李伟强介绍：“20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深潭，现在填埋的高度早已超过周围山头，比规划设计高出了十多米。”
站在这个超负荷运作的垃圾填埋场上，也许能理解政府急于垃圾突围的举措。我国城市的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是填埋和焚烧两种，现在很多地方无地可埋，而焚烧推进困难，城市面临的垃圾处置矛盾将越来越尖锐。
据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危伟汉介绍，作为拥有1800多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广州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总量为1.8万吨，目前日处理量为1.4万吨，还有4000吨垃圾在农村就地处理。如果不进行控制，到2015年，广州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将达到2.2万吨，仅凭李坑一厂最大日处理1040吨的能力，届时仅市中心每天就有超过6000吨垃圾无处可去。
“垃圾围城”倒逼政府寄望于新建大型垃圾焚烧厂。广州市城管委2013年正式宣布，到2016年将再建6座垃圾焚烧厂。
危伟汉强调指出，垃圾处理设施是一个城市必不可少的市政公益设施，其产生的社会效益由全体市民共享，但不可避免地产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效应”，受到选址周边居民的反对。焚烧厂的选址越来越成为公共事件，其顺利解决更有赖于公民树立社会责任和理性态度。
从世界其他城市的经验看，越往后建焚烧厂，难度越大，因此早规划、速推进、快落地，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必然选择。
多地政府都宣称建设垃圾焚烧厂势在必行，并且运行安全可控，排放优于国标，但居民对此却表现出极度不信任。
番禺反烧风波中的网民意见领袖“巴索风云”坦言，有的城市为了方便管理，政府将焚烧作为垃圾处理的首选方式，却将群众的健康安全置于可能受损的境地。
社会疑点：三问垃圾焚烧处理
与近年来垃圾焚烧项目在各地呈“大跃进”式建设相应，对之的质疑之声也日渐增多，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三问：
一问：垃圾焚烧厂“大跃进”式的建设会否造成产能过剩?
2013年以来，广州市大量上马垃圾焚烧项目引人关注。在原有一座李坑焚烧厂的基础上，白云、萝岗、番禺、增城、花都、从化等各区市都分别规划建设一座焚烧厂，计划到2016年，形成1.35万吨/天的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一座城市7座垃圾焚烧厂是否会造成产能过剩?广东省科学院院长陈勇认为，目前政府推广垃圾分类的思路和“大跃进”式的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相矛盾，如把更多力量放在垃圾的分类减量上，就可以减少垃圾焚烧厂的数量。
广州市城管委则称：“垃圾焚烧厂需求量是根据广州市目前及未来生活垃圾的产生量来预测的。充分考虑了垃圾分类减量的成果，也充分考虑了地理位置、环境容量、运输路程等多方面因素。”危伟汉表示，“即使将来垃圾分类做好了，垃圾减量了，焚烧能力富余了，也可以把原来埋在地下的垃圾翻出来烧。”
从全国范围来看，垃圾焚烧建设似乎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据悉，上海正在老港规划建设一座日均处理能力6000吨的垃圾焚烧厂，此外，金山、奉贤、崇明、青浦等区域也将规划建设不同规模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南宁市投资10.8亿余元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总投资8.13亿元的北京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项目在大兴区开建……
客观而言，城市垃圾数量快速增长，垃圾处理的市场空间较大。《“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明确提出，截至2015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其中东部地区达到48%以上。有专家做过测算，如果要达到上述目标，全国还应再建170多座垃圾焚烧厂。
二问：焚烧厂运行环保安全如何监管到位?
垃圾焚烧项目上马，易在附近居民中引发恐慌。
关于焚烧无害化，居民对政府的解释始终难以信服。广州山前大道金碧御水山庄的罗明海就表达了担忧：“就算建设的垃圾焚烧厂技术世界一流，但好的技术没有好的运行与监督，其要达到无害化效果也是未知数。”
罗明海称，如足够高的炉温是保障焚烧中达到无害化或减害化的重要条件，但在垃圾未充分分类情况下，餐厨垃圾的水分会降低炉温，要提高炉温，势必会增加成本。当公共利益遇到经济利益时，企业会为公共利益做牺牲吗?
广州市李坑垃圾焚烧厂是广州市以最新先进技术打造的“样板工程”。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厂排放出口的数据被实时连接到当地环保局管理系统以及厂门口电子屏进行展示接受监督。
李坑垃圾焚烧厂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每月会将相关监测数据汇总上报当地和有关部门。对于群众最为关心的二噁英等有害物质的检测，厂方每年请专业机构来检测两次。
三问：“垃圾焚烧场建设是否科学”谁说了算?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对于垃圾焚烧是否具有毒害性等关键性焦点问题，不仅居民与政府间难以达成共识，在专家中也存在较大争议。
各方争议较多的垃圾焚烧是否无害化问题，网民援引有关专家观点称，在西方，垃圾焚烧发电已成夕阳产业，垃圾焚烧的“发达国家”丹麦、德国、日本、美国，都在缩减垃圾焚烧规模。而另外一些专家则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缩减垃圾焚烧规模”的情况并不存在，相反还在大力发展中。
危伟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明确指出：“垃圾经过焚烧都是可以达到无害化处理的。”
民生焦虑：明天我们去哪里倒垃圾?
一方面是政府强力推进垃圾焚烧项目，一方面是居民高度重视环保、卫生利益，如何协调两者需求?如若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明天去哪里倒垃圾?
——打破行政壁垒，实施利益补偿。
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强调，垃圾焚烧厂选址困难主要面临的是“邻避问题”，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为此，广州目前正在起草《广州市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区域生态补偿办法》，尝试使用生态补偿机制来缓和这方面的冲突。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城市间经济生活联系愈发密切，处理垃圾焚烧不能各自为政，更需打破行政地域限制，探索跨区、跨市的统筹布局。
——充分吸纳民意，提高政府公信力。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彭指出，项目上马与否，一开始就要听居民的意见，就要主动释放信息，进一步构建公众参与的范围和渠道，通过听证会、民意调查等方式欢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反馈意见、参与讨论，防止居民与政府对立情绪的放大与蔓延。
——制定科学标准，规范焚烧乱象。
对于政府与居民围绕垃圾焚烧的诸多争议焦点，在缺乏规范标准的状况下，各地垃圾焚烧处理难免出现乱象。因此地方政府和居民期盼国家尽快确定垃圾处理的行业准则、安全距离、运营监管等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以解垃圾围城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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