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大部制”治污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
昨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第一次大会发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政协委员钱克明、王光谦、马蔚华、林毅夫、迟福林等16名委员分别以粮食安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金融改革、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等为题进行发言，为全面深化改革支招。平均每人发言时间不到8分钟。
蔡威：重污整治，当用重典
“去年"两会"期间，雾霾笼罩京城，各界热议，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出台了史上最严的治霾举措"国十条"。但今年同期，雾霾依然紧锁京津冀等地，成为老百姓心中沉疴，折射出环境严重污染的困境。”昨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蔡威认为，重污整治，当用重典;发展困境，催生创新;治理难题，呼唤改革。
蔡威说，粗放型经济发展之路已达资源环境约束的悬崖边缘，长期高能耗、高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已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粗放型发展源于相关法律与政策缺乏刚性约束，政府管理职能履行不到位，有关体制机制存在障碍，个别地方政府调整产业结构工作乏力，全民环保意识薄弱。
为此，他建议，要优先启动环保大部门制改革，提高国家环保治理的效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的改革思路，建议优先从环保领域启动大部门制改革，解决政出多门、权责不一、效能低下等突出问题，着力构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治理运行机制，赋予国土资源和环保部门更多决策权和监督权。
按照蔡威的构想，环保领域启动大部门制应包括：由国土资源部门统一行使国家自然资源产权确权和用途管制权力，环保部门统一行使防污治污综合行政执法权力。工信、农业、林业、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承担自然资源和环境使用以及污染治理的执行权。中央政府负责跨国界、跨区域、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地方政府负责辖区内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逐步推进省以下环保部门垂直管理、权责一致、能效统一，以国家环保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现代化为契机，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的实效。
“反腐出重拳、零容忍已深得民心。污染治理亦应效法，标本兼治，以重典遏制环境持续恶化之势头。”蔡威表示，以空气污染治理为例，“国十条”实施半年来，各级政府雾霾防治力度仍显不够，应强化以下措施：一是国家应提高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在政府绩效考核中的权重，增加约束性指标如大气颗粒物污染指标;二是要落实全国范围内供应符合国标准柴油车政策，禁止销售国标准柴油车，保障全面供应与国标准相匹配的油品;三是一些地区黄标车年检流于形式，车辆年检应从严，坚决淘汰黄标车。
吴江：建立收入分配新秩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江在发言时表示，必须敢用壮士断腕的精神深化改革，建立以缩小不合理差距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新秩序，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
“收入分配不公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百姓生活甚至国家安全的危害性极大。”吴江说，分配秩序是维护全体人民利益的公器，不能为少数利益阶层私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打破这些旧秩序、潜规则，必须敢用壮士断腕的精神深化改革，建立以缩小不合理差距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新秩序，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
为此，他建议，首先要建立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的初次分配新秩序。突出产权保护和要素合理参与分配，保证各种分配要素拥有公平的分配权。尽快打破行政垄断，坚持所有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消除各种隐性壁垒。
其次，建立严格约束行政权力、更加注重公平的再分配新秩序。突出简政放权和权力约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行政审批;加大反腐力度，规范政府权力，防止“权钱交易”和寻租行为。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减轻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负担。
同时，要建立保障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的分配权利新秩序，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农村孩子平等受教育、平等上大学，消除妨碍公平就业创业的体制壁垒和身份障碍。
吴江还呼吁，建立公开透明、全民监督的阳光分配新秩序。中央“八项规定”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严肃分配纪律的好典范，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下一步要实现公职人员工资收入和财产的公开化;实现垄断行业利润分配以及员工收入分配的透明化。要把治理收入分配不公的权力交给人民，所有收入分配行为都应置于人民监督之下。要尽快出台《工资法》、《财产公开法》等相关法律，建立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依法分配新秩序。
迟福林：废除GDP政绩考核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大会发言时建议，以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重点深化全面改革，建立公平竞争导向的宏观调控体系，尽快出台负面清单与权力清单，推动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务主体回归。
迟福林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一个历史性突破：不仅牵动经济体制改革，也将倒逼全面改革。我国未来5—10年的经济增长，将取决于能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能否通过转型改革释放增长潜力。
“把增长潜力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动力，关键是全面激发市场活力。”迟福林认为，这就需要未来2—3年市场化改革要有大的突破。他建议，今后1—2年内资源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要有实质性进展;2—3年内垄断行业改革应有重大突破;显著提高石油、电力、铁路在内的服务业等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的水平。
迟福林认为，“市场决定”不是不要政府，而是需要一个尊重市场规律的有为、有效、有力、有责的政府。建议要建立公平竞争导向的宏观调控体系，尽快出台负面清单与权力清单。要以负面清单管理界定政府边界，倒逼行政审批改革;中央政府尽快制定和公布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先行试验。同时，推动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务主体回归，建议明确把地方政府由市场竞争主体转向公共服务主体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以建立公共服务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为目标，尽快形成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行动方案;以废除GDP政绩考核体系为重点，尽快形成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制度约束。
迟福林最后认为，形成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的新格局，重在把过多、过滥干预市场的公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
"市场决定"牵动影响改革全局，并将伴随着一场更深刻的思想解放。”迟福林认为，它意味着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增长方式非改不可，这对于市场主导下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重大影响;它意味着权力配置资源导致机会不平等、权利不平等的问题非改不可，这对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重大影响;它意味着官本位、权力寻租、经济特权的问题非改不可，这对于抑制消极腐败、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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