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20年仍踏步不前
对大多数国人而言,垃圾处理只是从自家厨房垃圾桶到楼下小区垃圾箱的距离。然而,我们不曾想到,高速发展中的城市,正遭遇垃圾围城之痛。
目前,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城市遭遇垃圾围城,造成这样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垃圾分类处理成为空谈,与此同时,无序的垃圾焚烧正日益成为城市环境毒瘤。
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今日中国显得尤为突出,必须用发展的方式加以解决。化解这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风险,需要基础设施投入,需要制度设计创新,更需要全体国人的自觉自醒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众多城市已经开始提倡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并陆续出台相关条例加以规范。然而20年后的今天,记者站在北京最繁华的CBD国贸核心区,随意打开一个分类垃圾箱,看到的依然是废纸、饮料瓶、牛奶包装、塑料餐盒和食物残渣的共生体。
20年来,政府投入巨资试图引导居民对垃圾进行简单分类,使它们能够被资源化利用。但垃圾分类的尝试在国内多个城市至今仍然处于原地踏步的窘境。是居民素质问题,还是垃圾处理收费过低?是政府监管不力,还是产业链生态失衡?在两个多月的调研中,记者试图求解垃圾分类困局。
孙大妈住在北京市东城区一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小区每个单元门口,都摆着三个一米多高的垃圾桶。按照墙上的分类指示,绿、蓝、灰三个垃圾桶分别装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
然而,实际情况却糟糕得多。“小区刚开始推行垃圾分类的时候,是绿、蓝、黑垃圾桶各一个,但据我观察,离单元楼口最近的那个桶总是最先装满,然后人们才会多走一步扔其他桶。”孙大妈告诉记者,“像我这样进行认真分类的居民,常常看到厨余垃圾桶爆满,不得不扔到其他垃圾桶里。”
后来,孙大妈发现单元门口的垃圾桶变成了两个黑桶,一个蓝桶；而地下停车库的垃圾桶则变为两个绿桶。“也不知道是环卫运输垃圾时调换的,还是桶坏了换的,反正不管哪个桶,里面的垃圾都没有分类,环卫来了也是一车拉走”。
“每天都有拾荒者来翻捡垃圾中的纸板、饮料瓶等,他们在翻捡时,图省事,把这个桶的垃圾翻出来,留下有价值的,剩余的就手扔进另一个桶,这样一来,即使原先分好类的垃圾,也全乱了。”孙大妈说。
像这样流于形式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许多城市普遍存在。广东省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危伟汉介绍,2013年广州市城镇社区基本开展了垃圾分类推广,但开展较好的小区仅为30%,“很多街镇流于形式,没有进展”。
在上海,杨浦区的建德国际公寓是上海市选定的试点小区之一,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透露,虽然志愿者会对分类进行指导,但居民自觉将家中干湿垃圾分类的比例只能达到30%至40%。
面对没有被分类的垃圾,焚烧厂或填埋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垃圾被送到这里后都是混在一起焚烧。”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北京,每天产生垃圾1.77万吨,其中一半焚烧、生化处理,另一半直接填埋。中国资源利用协会秘书长王吉位认为,这些被焚烧或填埋的废弃物,如果前期分类得当,相当一部分是可以被利用的。
如何才能有效将可利用垃圾做到前期分类,很多该领域方面的专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拾荒大军。广州市分类得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静山,2008年从IT公司老板改行进入垃圾分类领域,与越秀区东山街开展垃圾分类合作。他把自己的计划称为“蚂蚁雄兵”,希望利用市场化手段收编拾荒大军和收卖点,将垃圾利用产业化、规模化。然而,截至目前,杨静山只发展了两个街乡,“差不多要放弃了”。杨静山试图与其他街道建立合作关系以扩大生产规模,却屡屡碰壁。“街道没有积极性,城管委说我没有资质,政府的补贴更是没有影子。”
杨静山的命运在垃圾分类回收行业中具有代表性。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城市垃圾分类十分先进,大街小巷都有“废品回收站”,然而这套废品回收体系在上世纪80年代末慢慢萎缩。
这种萎缩换来的是民间拾荒大军的崛起。上世纪80年代末,来自四川、河南、安徽一带的农民,把“从垃圾堆里掘金”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据不完全统计,广州有拾荒大军10万人,在北京,这个数字超过16万人。可是,他们一直被城市管理者视为“小商小贩”,受到打压,因此这股垃圾分类回收的力量一直得不到发展壮大,导致目前许多垃圾流向黑作坊,造成环境污染、地沟油泛滥。
记者在北京市探访了多家废品回收站后发现,这些回收站普遍存在无资质名称、随意排污、圈地收费和消防隐患等问题。在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的北京聚宝库废旧物资回收公司,记者看到数千平方米的土地被分割出租给数十个废品回收小作坊,塑料、废铁等露天摆放堆积成山,远在百米外就能闻到空气中的恶臭。小作坊的经营者直接清洗粉碎塑料垃圾,产生的大量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附近河流,黑色的河水泛着泡沫。
据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秘书长董金狮介绍,这些小作坊将塑料瓶粉碎清洗后,再卖给一些小厂或黑作坊,用来制作毒餐盒等。而像北京盈创这样正规的、国内唯一能够生产食品级再生聚酯切片的企业,却常年苦于收不到足够多的饮料瓶。
导致垃圾围城除了分类不足难以处置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垃圾过盛。一个不足10克的U盘,纸板和塑料膜的包装接近100克；一盒250毫升、2.5元的牛奶,其包装成本约为0.5元,包装材料由纸、塑料、铝箔复合6层；一盒净重200克的茶叶,其木质包装盒重达近3000克,包装物有铁盒、塑料纸、纸张、塑料泡沫、丝绸等……
这些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小细节,带来了诸多后期无法分类和处理的垃圾。
董金狮告诉记者,商品包装通常会在设计上追求色彩鲜艳夺目,在材质上追求多种材料复合,而华丽包装产生的彩色油墨和复合物非常不利于回收处理。相反,越是简单、透明的包装就越好分解,对于消费者来说卖废品时也越值钱。
专家指出,城市生活垃圾里面有三分之一都是包装性垃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过度包装情况最严重的国家,包装废弃物体积占固体废弃物一半,每年废弃价值达4000亿元。而我们身边的诸多包装物,材质涵盖了纸类、塑料、金属、玻璃、陶瓷、木材、水晶及复合材料等,多为非环保材质,无法再利用。不少产品包装中还有大量缓冲材料和填充料。因盒子体积大、形状各异等原因,使得回收利用的运输仓储成本都较高。
在北京,每吨生活垃圾的处理费用已高达400至500元,每年处理垃圾的费用高达20多亿元,政府每年要拿出巨额资金补贴垃圾处理。“如果减少不必要的包装,每年可节省数亿元。”北京市市政管委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处长李向东说,尽管对居民生活垃圾进行计量收费尚无时间表,但垃圾减量的观念应该在全社会树立。李向东说,垃圾管理一直遵循的优先次序原则是“减量、再利用、再循环”。首要的是在源头减量,这个源头不仅仅是居民家中进行垃圾分类,更应该追溯到产品生产商。商家生产产品时,就应该将垃圾处理、资源再利用考虑进去,如果包装不是环保材质,按照“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就应该缴纳环境税用于垃圾处理。
评论
垃圾分类要试到何时
“垃圾围城”困境怎么破?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是业界公认的最终出路,而减量化是先决基础。早在2000年,当时的建设部就确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14年过去了,试点依旧还在试点。“垃圾减量分类工作已经开始起步”,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有关负责人的表述耐人寻味。
对于每个人来说,垃圾分类会多花时间和精力,但在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面临巨大挑战时,一切理由皆不成为理由。垃圾分类是全社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个人、家庭、社区和政府无一可袖手旁观,需要全社会再造一套科学、可操作的行为规范。
20多年前的台北市,也存在严重的垃圾问题:企业乱排污、百姓乱扔垃圾。从环保教育入手,倡导前端垃圾分类投放,十余年如一日,台北居民遵守着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自觉将家庭垃圾分成资源、厨余和一般垃圾,在指定时间丢弃。1999年,台北市家庭垃圾量为每天2970吨,到2012年降至每天986吨,减幅达66%；资源回收率则从2.4%提升至47.7%。台北垃圾处理方法入选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
一个个案例,说明“垃圾围城”病并非无药可解。关键是要站在资源循环利用、建设美丽中国高度,下定决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加以推进:一方面,政府责无旁贷,应将更多公共财政资金投向垃圾处置全过程,以更严谨的态度和更负责任的决策来制订垃圾处理政策法规、布局垃圾处置设施；另一方面,需要全民参与,从垃圾分类、减量开始,再加上焚烧等技术的采用、资源回收率的提高,垃圾围城难题终将被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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