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氧或成大气治理新问题 生态补偿机制需全面落实
4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就年度目标完成情况，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要确保完成年度约束指标，让约束指标确实有约束力。
此外，委员代表还围绕大气污染防治、农村环境治理、加快落实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议。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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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两项约束性指标未达标委员替今年能否完成捏把汗
4月25日，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2017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下降比例、劣Ⅴ类水体下降比例等指标，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不过，两个年度目标存在差距：一是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78%，但低于年度目标1个百分点；二是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为67.9%，低于年度目标0．4个百分点。
“2017年，国务院总体较好完成环境保护年度目标，‘人努力、天帮忙’，成绩来之不易。”就环境保护目标落实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副主任刘修文在审议中指出，但报告中没有就两项未达标项目的原因以及今年将采取的针对性措施作出明确说明，“这不能不让人替国务院今年能否完成这两个预期目标捏把汗”。他建议，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下大力气开展调查研究雾霾原因，真正摸清情况、理清思路，采取有效措施。
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袁驷也谈到，去年环保成绩美中不足就是两个指标没有完成，而这两个指标特别重要，重要在于它是约束性指标，不是一般的指标。
“约束性指标没有约束力是多年来的一个大问题，如果是一般的指标，我们不是特别去追究，但是约束性指标没有约束力，没有刚性、没有硬性，就是问题。”袁驷建议，增强顶层全局统筹协调，确保完成年度约束指标，让约束指标确实有约束力。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京津冀空气质量继续改善。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就此做出分析：京津冀去年PM2.5浓度下降9.9%，这个数字非常了不起，但10-12月份同比下降39．3%，两个数字一对比就可以看出，PM2.5浓度下降主要是冬季贡献的，也就是说前三季度的PM2.5浓度下降很少。去年冬季天气非常特殊，冷空气频繁。
“我们经常讲环境治理靠‘人努力、天帮忙’，以后天能不能帮忙是个问题。”丁仲礼建议，环保工作应做长期性的准备。
2
建议拿出实质性举措关注环境污染新因子
审议中，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郭军指出，目前环保还面临一些新问题。目前总磷、总氮成为影响水质超标的重要因子。
郭军以多个湖泊、流域公布的水质报告为例：“计入‘总磷’、‘总氮’，和不计入，水质一般差一个等级，有的甚至差到两个等级，这就成为了水质污染面临的新问题。”她介绍说，目前环保部门公布的地表水水质测量中不计入总磷和总氮，而农业生产大量使用的农药化肥，是总磷、总氮的主要来源。
郭军还专门对比了此前两年环保年度报告中的详细数据发现：2016年、2017年的环保年度报告中，都谈到总磷污染问题严重。这是我们今后要突出解决的新问题。”郭军建议，应将总磷和总氮超标的问题纳入环境治理中，要针对不同的地区制定出总磷、总氮的量化指标或降低幅度目标，地方政府要拿出强有力的治理措施，发挥好环保督察和各级河长制的作用。
郭军还关注到，在大气质量的各项指标中，臭氧量正在不断攀升。
“去年上升8%，前年是3%，有显著的增长。”郭军说，臭氧或将成为治理大气污染的新问题。“应该把治理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中面临这两个方面的新问题，作为今后突出解决的重要问题，必须要有实质性的措施，希望明年的报告能有这些指标下降的成果呈现。”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姚建年也建议，高度关注臭氧超标的问题。从2016年开始，京津冀和长三角、珠三角和其他76个城市的臭氧浓度都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北京上升最为严重。希望生态环保部能够在这方面高度重视，尽量组织力量调查研究分析，找出臭氧污染恶化的真正内在原因，加以整治。
3
快递垃圾问题归谁管？建议高度关注单列处理
“对2018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安排，建议在新一年工作中高度关注新类型的环境污染和环境污染源，我指的就是快递业产生的固体垃圾。”审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鹰“开门见山”，将矛头直指快递业产生的固废垃圾导致的环境保护问题。
信春鹰介绍说，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中，曾提到过这一问题。执法检查结束后，还专门召集相关部门开会。
“各部门领导都来了，当问起快递垃圾哪个部门管，好像没有人‘认领’。”信春鹰说，后来据说是由交通部负责。“为什么是交通部管？因为它是动态的，送货车来车往。现在机构改革职能整合了，不知道是不是也归到了生态环境部？”
信春鹰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快递业、快餐送餐业，都是固体废物产生的源头，量还在不断增加。
“建议在2018年工作中，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单列，面对这个问题，否则旧的积累问题还在处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信春鹰说。
4
农村生活垃圾“围村”建议建立垃圾收集系统
在审议中，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将目光投向农村环保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指出，目前农村环境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突出短板。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也特别谈到：乡村正在成为污染的重灾区，目前农业的面源污染、废弃物污染和土壤污染问题严重，建议环保部门应更加关注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将乡村作为防治污染的重点，不能任由乡村污染恶化再行治理。
有关农村生活垃圾“围村”的问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李飞跃建议，在农村地区建立垃圾收集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建立起来，可用最先进的方式处理农村垃圾。我觉得如果把城乡垃圾污水收集系统作为一个攻坚战来打，对城乡环境改善将起到巨大作用。”
“解决好农业面源污染、畜禽养殖废弃物、土壤污染治理等重大民生工程，仅靠环保部门远远不够，需要各部门密切合作，才能实施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和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村环境面貌明显改善。”陈锡文说。
5
“不能让保护者吃亏”建议全面落实生态补偿机制
在分组审议中，多位委员建议全面落实生态补偿制度，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提供制度引领。
2011年起，由财政部和环保部牵头组织、每年安排补偿资金5亿元的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在新安江启动实施。
“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尤其是西部，都在盼望生态补偿机制尽早运行。”丁仲礼谈到，跨省市的生态补偿机制强调了很多年，但是并没有真正做起来。到目前为止，学术研究、实践方面都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成果，这件事应该抓紧做。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郑功成说，生态补偿机制提了多年，迄今还没有解决好。前几年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人提出，像北京周边的县大多都是河北的贫困县，为了保护北京的水源，付出了发展的代价，北京应对这些县给予更合适的生态补偿。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是得益的只得益，付出代价的只付出代价，环境治理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全国人大代表代喜院表示，生态补偿要向生态保护红线倾斜，加大和增加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面积大的市县生态补偿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资金额度，建议财政和发改部门加快研究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补偿专项制度，按照生态保护红线的面积占县域的面积比例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比例的权重，不能让保护者吃亏。
观察
国务院第三份治污“答卷”有何新变化？
前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这是依据环保法规定，国务院第三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治污“答卷”、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代表的监督。
有与会人士谈到，每年向人大作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已成为一项制度。昨天，生态环境部的一位副部长还到会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
“报告不回避问题”，不一味例举成绩
对比三年的三份“答卷”，报告中有关环保指标、历年数据纵向对比更为详尽。多位代表委员关注到，今年的报告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创新之处。
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王毅谈到，从内容上讲，这份报告不仅介绍比较系统，而且简明扼要，既肯定了成绩，也对问题进行了剖析。从形式上报告增加了不少表格和名词解释，有助于委员们更好地理解报告内容和进行审议。
“应该说，报告是一年比一年要好，主要是针对性强了、内容更实了。”在审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韩晓武也对三年报告的变化表示认可。
“报告不回避问题。”还有多位委员在审议中谈到，报告不是一味例举环保工作成绩，也系统总结分析了国家环境问题的现状，并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实事求是反映当前环境问题面临的严峻挑战。
生态环境部新组建后第一次作报告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也是生态环境部新组建后，第一次向人大作环境报告。李干杰在报告中，谈及今年工作安排表示，要按照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要求，加强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职能。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在审议中专门指出，要发挥好机构改革后的综合管理优势。
“国务院机构改革整合了分散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赋予生态环境部更加重大的责任。生态环境部应以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为契机，梳理如何强化系统治理的思路。”陈竺说，特别是对生态环境保护监管的职责落实，在加强统筹的同时，制定时间表以加快推进系统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强化基层环保机构综合执法能力，加强监管执法的力度及其科学化、精细化水平，确保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显著提升，早日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目标。
王毅的表达更为直接：报告对包括机构改革在内的改革任务，介绍得比较概括，建议进一步改善。
“很多生态环境保护职能整合在一起，如何协调和发挥好这些职能？怎么从更加综合、系统的角度去看待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些新思路。”“应对气候变化，在报告中提了一句。现在这个职能转到环境部，如何保住这个势头，继续对全球环境治理作出贡献也要细化。”审议中，王毅抛出一连串问题，并进一步提出针对性建议。
初稿经环资委“预审议”多项建议被采纳
南都记者了解到，在李干杰向大会正式报告前，全国人大环资委曾对报告进行了一次“预审议”，研究讨论了报告初稿，委员提出的多项建议在报告中被采纳。
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高虎城在审议中透露，按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部署，本届人大环资委一经成立就对报告起草情况进行了研究，并且对报告完善提出了意见建议，相应地人大常委会联系环资委工作的沈跃跃副委员长和丁仲礼副委员长都出席了会议，并且都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这都反映在国务院的报告当中。
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赵宪庚也谈到，报告中，在讲到京津冀大气质量改善的时候，有一句“加之气候条件有利”的表述，也是吸收了环资委的审议意见。
“去年，京津冀地区大气质量确实改善很明显。但改善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人努力，二是天帮忙，这两个离开哪一个都不行。”赵宪庚说，环资委在预先跟生态环境部交流的时候提到上述意见，最后被报告吸收。
怎样增强人大对环保的监督力？
怎样更好地完善年度报告制度，让“作报告”更好地发挥出监督力？多位代表委员在审议中，也就对报告的形式、内容提出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田红旗关注到，报告正文缺少对于目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和介绍，使全国人大常委会难以全面了解相关情况，不利于人大依法进行监督，建议在报告中予以增加。
从作报告的主体来看，三年来的环境报告都由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部长来向大会报告。有委员提出，这份报告不仅应涉及生态环境部的工作，而应更加全面。
“虽然是李干杰部长作的报告，但他是代表国务院作的报告，如果说只是作生态环境部的报告，我觉得写得比较全面了。如果作为代表国务院作的报告，还有必要加强一些内容。”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蔡昉说。
蔡昉认为，有些或许不是生态环境部的工作，但它是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方面，而且可能是更根本的方面。从文字上看，有些问题提到了，但讲得不深入，不像本部门的工作那样，能给出详细的指标、数字。“归根到底，环境保护工作要取得根本性的好转，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这三大转变的核心是从投入驱动的增长转向生产率驱动的增长。因此应把三大转变方面的进展情况作一定介绍，这样报告就更完整了。”蔡昉建议。
韩晓武也提出，人大对环境污染治理的监督应进一步加大力度。
“比如，从监督的重点来讲，是否可以考虑未来几年在全面监督环境保护工作的同时，重点监督大气污染、水污染的防治工作。”韩晓武建议，在监督方法上，也可以考虑将听取专项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等几种方法同时并用，或某种监督方式连续使用，比如通过连续几年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执法检查、持续监督，来加强监督的力度，增强监督效果。
此外，韩晓武还建议，国务院每年就环保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也可以考虑在全面汇报的基础上，突出一个重点进行深入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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