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国际机构碳核算普遍高计了中国碳排放量 最高达7%
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中国经济社会变革。是变革，必然会面临压力，但压力往往又是前行的动力。
碳中和，俨然已成为当下全球政治最热门的话题。2021年4月22日全球气候峰会，一些国家更是刮起碳减排的“大跃进”之风。比如，美国在做出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承诺和2万亿美元涉及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的新基建计划基础上，再次承诺2030年温室气体相比于2005年降低50%—52%；日本提出2030年碳排放相比于2013年降低46%（此前是26%）；加拿大则将2030年减排力度比此前设定目标再提升10-15%；英国更是激进地计划将在2035年之前减少78%的碳排放量并实现碳中和（比此前目标提前15年），等等。这些国家的减排新目标，看似大国雄心，实则“空头支票”。只有宣示却毫无切实有效的减排路径依托的背后，折射的却是围绕碳中和的新一轮全球博弈。
一、与碳中和相关的四大全球新博弈
笔者曾撰文以“全球低碳经济战”来形容当下日益白热化的全球低碳经济竞争。该观点在全球气候峰会当天同时举行的全球最大规模智库论坛“通往碳中和的未来之旅：G20智库国际论坛”上还被主办方公开重点引述，可见国际社会对碳中和竞争的敏感度。
当下，约130个国家都做出在21世纪中叶或之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发展战略承诺，试图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能源转型等各种方式抵消目前被视为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首要因素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是难得的全球共识，但问题在于，共识兑现的路径怎样？减排背后的矛盾怎么解决？再出现像特朗普那样退出“巴黎协议”的重大变数怎么办？如何注资？谁来注资？通过怎样的规则、技术、标准来实现？这些问题都将涉及到未来残酷且激烈的国际政治博弈。
大体来讲，碳中和将至少面临四大全球新博弈：
一是标准之争。为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各国纷纷进入到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快车道，但国际社会对新兴绿色低碳产业的行业认定、标准制定、规则约定、市场准入门槛等都缺乏共识，有的分歧还相当大。比如，中美在绿色项目与企业的信息披露机制就难以统一；中国发行的贴标绿色债券，只有约10%符合国际CBI标准，等等。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各类低碳标准，将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国际谈判。谁能占据先机，谁就有可能掌握全球低碳发展领导权。
二是技术之争。围绕新兴绿色产业与技术研发竞赛，在全球早已展开。以前沿减排技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为例，欧盟、美国早已提前部署技术研发，笔者2009年采访当时的挪威总理，后者还亲自推广CCUS的挪威优势。相比之下，中国在技术链条上的发展应用水平并不一致，多项技术仍需持续加大研发力度与商业化改造。可以想象，低碳技术的领先，将伴随后续的技术授权转让、绿色产业升级等方面的更大红利。这无疑于一场新的产业革命。谁领衔产业技术创新，谁就有可能领衔下一轮大国崛起。
三是经贸之争。在碳减排的约束下，跨国贸易投资与其他经济活动更偏好于在低碳经济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易与原材料生产、加工、运输的链条随之发生位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绿色低碳转型势头会增强。绿色与低碳贸易壁垒会日益增多，相关的摩擦与争端也会层出不穷，以绿色低碳产业为重心的国际新经贸结构将逐渐代替原有的经贸格局，成为未来支撑国际经济体系的主流。谁在新经贸格局下调整快速，谁就有可能引领国际贸易流量。
四是资金之争。未来国际资本的投向偏好，将倾向于环境保护、生态修复、国土绿化、资源节约、绿色交通、清洁能源等领域。与碳中和相关的融资、并购、发债等议程，将升格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点热门话题，与之相关的还有低碳法律配套、资源估值、碳金融市场、环境信息披露、绿色股权融资配比等一系列新投融资规则的再制定与各国绿色优惠政策。谁透析未来国际投资的绿色化动向，谁就有可能塑造未来国际投融资的趋势。
二、碳中和，中国在国际舆论上的新挑战
从2020年秋季以来的历次高层表态与各类文件、会议可知，中央决策层对实现碳中和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不只是关乎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也是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切实行动。但从全球视野看，一场绿色低碳发展的国际话语权之争在所难免。
如果说技术竞争、经贸转向、标准重设或行业转型等领域，对中国而言，还仅是相对较长期须应对的事情，那么，作为第一大碳排放国家（约占全球30%）的中国，在碳中和成为全球舆论共识的大背景下，当务之急，恐怕还会面临着新一波的西方舆论攻击甚至抹黑，甚至不排除将中国视为导致全球变暖“罪魁祸首”，打压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图谋”。
一是因“隐含碳”而导致中国碳排放总量被高估的责任挑战。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约30%，大量生活消费品在中国生产，他国消费，滞留在中国本土、却不应该计入中国排放量的，就是所谓的“隐含碳”。很显然，国际社会长期采用的“领土内的排放责任”或“生产者负责”的碳减排原则，对新兴经济体是不利的。早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可通过向海外转移高排放、高污染产业的方式，实现减排责任转嫁的进口替代。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红杉中国的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净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高达20.14亿吨，约为中国当年碳排放总量的20%，是全球第四大碳排放大国印度的总量，约为OECD所有成员国滞留他国的“隐含碳”的70%。换句话说，中国在碳排放总量里承担了本应由他国承担的部分碳排放份额。发达国家贪婪的消费欲望，导致了生产规模的全球扩张，恶化了全球气候环境，却滞后性地将减排责任强加给新兴经济体。可以想象，中国极有可能成为西方国内气候政治的最大替罪羊。
二是基于“碳核算”的国际话语权旁落而产生的数据风险。目前，由国际能源署（IEA）、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re, CDIAC）、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Emissions Database for Global Atmospheric Research, EDGAR）、美国能源信息署（U.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世界银行、世界资源研究所和英国石油等七家机构组成的碳排放核算机构，基本覆盖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碳排放核算数据，垄断了碳排放核算方法体系的国际话语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碳排放核算工作的现状、问题及挑战》报告显示，目前根据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交的《气候变化国家信息通报》以及中国科学院碳专项报告的核算结果，国际机构碳核算普遍高计了中国碳排放量，最高达7%。如果与中科院的碳专项相比，竟出现被高估20%的现象。可以想象，当碳排放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指标、碳市场越来越成为国际资金流动的重要领域时，一场碳核算的公信力之争就会出现了。
三是以“碳斜率”为特征的中国持续发展与中外竞争的碳约束压力。构想一幅数轴图，横轴是时间，纵轴是碳排放量。从碳达峰即为最高点，碳中和是零点。很明显，1979年碳达峰的欧盟、2005年碳达峰的美国，都承诺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分别用了71年和45年，从顶点到零点的斜坡是较缓和的。但中国只有30年，是非常陡峭的“碳斜率”。
中国需要用更高的效率、更短的时间完成发达国家同样的任务。许多年长者还记得1950年代伦敦雾都、洛杉矶化学烟雾污染的经历，中国没有走欧美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而是选择了一条坎坷的自我约束发展之路。笔者曾在其他文章中写过，中国崛起与历史上所有大国其中有一条重要的不同点，就是“自我约束”。中国不侵略他国、不挑起战争、不输送难民、不欺负小国、承诺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签署绝大多数国际公约。现在，还要再通过绿色清洁、低碳发展约束中国发展速度。这是新型的大国崛起文明，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发展前所未有的压力。
三、对外讲好中国碳中和的故事
碳中和是一项关乎人类文明存续的中国攻坚事业，也是颠覆中国现代化以来形成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一场文明革命。但碳中和在中国的实现，远远要比其他发达国家的难度与阻力更大，中国政府需要投入与付出的也远比其他国家多。
欧美国家普遍在2040年、2050年甚至更早时间点的碳中和目标，令中国的2060年碳中和目标在国际舆论中显得被动。西方舆论普遍认定中国为全球经济强国，甚至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很难对“中国在未完成工业化倒逼碳达峰、为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而实现碳中和”产生共情。加之新兴绿色低碳行业认定与减排标准、碳金融规则约定与市场准入等，都面临着国际博弈和谈判，“30·60”目标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已经开始。
在中国，平均每5人才有一辆汽车；而在美国人均一辆车，且美国的汽车排量比中国更大。在中国，实际城镇化率只有约50%，在美国则是80%。中国人均用电量也只有美国的一半。碳排放相当大程度上代表着大规模生产、高耗能生活。中国人均收入仅有美国人的约20%。中国未富，就面临着“碳约束”。若西方舆论还紧逼，势必会刺激中国一些人因不公平碳排放权而产生的“碳排放民族主义”。由此看，对内凝聚碳中和的社会共识，对外讲好碳中和的中国故事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一，应掀起一场碳中和的社会教育风潮，塑造中国社会运行与民众生活的集体共识。当前，许多地方主官还不知道什么是“2060碳中和”以及如何实现？大多数普通民众更是不清楚碳中和为何物，以及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自己能为碳中和做什么？非能源外的一般企业对碳中和的热情也还不高。更深入、更普及、更持久的大众教育变得很紧迫，也很必要。类似“全国县委书记碳中和培训班”、“碳中和企业高管班”、“碳中和大众书系”等，都可以成为未来社会观念升级的重要方式。中国社会对碳中和重要性的认识，应该像当前对精准扶贫、健身跑步、中医理疗等那么熟悉与风靡。
第二，应重视碳中和的对外传播，培养更多低碳发展所需要的改革、法律、研究、教育等前沿人才。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就生态文明建设进行集体学习中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各级政府需要尽快拿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落实方案，完善通过税收减免、贷款担保及其他绿色金融工具与政策激励，塑造市场为低碳项目融资的优化方式，加快完善全国碳市场，配置全国的金融资源与自然资产服务于“零碳社会”的实现。更重要的是，要激励各类善于对外交往的人才，用外媒发文、采访、新媒体、影视作品等方式在国际社会讲述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艰辛与努力，提升中国气候治理的话语权与国际公信力。
第三，应尽快加大布局低碳技术，深化气候治理相关的技术成果转化与国际市场拓展。低碳技术不能重复芯片产业的国际被动局面，而应尽早占据中国低碳技术的国际制高点。这里不只是要尽快提升中国碳核算与低碳技术的国际市场权威度，大力开展气候环境信息的数据库建设，创建碳排放检测数据中心与监测平台、推广绿色智慧城市等，还需要通过技术升级、政策激励、基金引导、创建重点实验室等方式，进一步唤醒民企雄心，撬动产业资本，创新融资工具，激发民间热情，开展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加强与国际市场的合作，鼓励具有竞争力的低碳技术走向国际市场，营造全社会浓厚的、可持续的碳中和技术创新氛围。
第四，应以应对气候变化对话为重要突破口，缓解来自美国的国际压力与紧张氛围。美国当前已将中国列为首要竞争对手，各个领域的竞争甚至对抗之势加剧，但应对气候变化却是少数几个两国能真诚合作、追求共同利益的领域。通过气候变化应对，中美两国不妨延伸至绿色金融、光伏基建、绿色经贸等领域的对话，重塑因特朗普执政而受到严重冲击的两国接触机制。两国智库也可努力合作，研发更多绿色金融的评价性指标如碳盈亏、碳平衡表，建立更多“绿色金融国际合作项目”标杆库，夯实全球绿色金融合作网络，尤其是调动金融机构积极性，引领中美投资合作绿色化，推动美国投资者通过各种渠道投资中国的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基金和绿色项目，让绿色金融进入两国主流金融市场，最终通过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绿色金融的杠杆作用，撬动更大范围的中美经济合作内在需要。
总而言之，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中国经济社会变革。是变革，必然会面临压力，但压力往往又是前行的动力。中国按照改革开放以来的有效经验继续坚定走好自己的路，按既定方针与自身节奏推动绿色低碳的转型，相信一定能在复杂的国际博弈突出重围，实现中国长远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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