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自愿减排标准的制定探讨
1 引言
国际碳交易市场包括管制与自愿两种交易机制，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不受法律强制性约束，允许企业和个人购买碳抵消量实现其“碳中和”，与清洁发展机制相比项目审批周期短、申请费用低、总体要求较宽松，通常作为强制碳减排交易市场的前身或补充形式存在[1]。2011年12月11日德班气候会议闭幕，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国际管制碳交易市场受挫[2]，自愿减排市场相对扩大，发展自愿减排市场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3]：(1)可以使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参与到减排交易市场中来;(2)对标准、方法和政策管理进行创新与实验;(3)为将来发展强制碳减排交易市场积累经验;(4)提升企业或个人的公众信誉。
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现阶段国内碳交易市场尚属起步阶段，以发展自愿碳减排交易为主。国际自愿减排市场发展多年，相对成熟，相关标准有十几种，各标准发起者与其侧重点不同[1,3]，标准所接受的项目类型与审批程序也不同，国内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比较研究国际自愿减排标准之间的差异，对发展、完善我国自愿减排市场有借鉴意义。
2 分析与讨论
2.1 资料收集
通过文献[4]～[10]检索，收集了黄金标准(The Gold Standard，GS)，核查碳标准(Verified Carbon Standard，VCS)，核查减排标准(The Standard for Ver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VER+)，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标准(Chicago Climate Exchange，CCX)，气候行动储备方案(Climate Action Reserve，CAR)，气候、社区和生物多样性标准(The Climate，Community & Biodiversity Standards，CCB)，维沃计划(The Plan Vivo Standards，Plan Vivo)等七个国际上主要的自愿碳减排标准，并将各自愿减排标准所包含的核心要素分为基本信息、项目信息、核算方法、可持续性要求、审定核查与注册五大项进行比较研究，鉴于自愿减排标准和清洁发展机制(CDM)标准同为基于项目减排开发的标准，所以将部分标准信息同CDM标准进行类比分析。
2.2 基本信息
各自愿减排标准发起动机不同，GS主要目的为完善CDM项目在可持续方面的不足[11]，VCS与VER+降低项目申请者的费用与管理负担以吸引更多的项目开发者，CCX与CAR主要为了填补美国没有参与《京都议定书》的市场空白，CCB与Plan Vivo专注于在CDM市场较难通过的森林碳汇类项目。七种标准除CCX标准和VER+标准均为非盈利性机构发起，各标准基本信息见表1。
2.3 项目信息
自愿减排标准所接受的项目类型主要可以分为土地利用变更和森林，简称LULUCF(包括减少毁林和退化项目Reduced Emissions from Degradation and Deforestation, REDD)、甲烷回收利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节能与提高能效等。
计算LULUCF的方法和程序等规则过于复杂且包含如碳泄漏等不确定因素[12]，所以该类型项目在CDM市场难以成为主流[13]，国际减排市场的LULUCF项目主要为专注森林碳汇项目的几个自愿减排标准所接受，如CCB和Plan Vivo，这些标准同时对项目所引起的环境、社区和经济综合效益要求很严格;由于一些项目开发者为获取HFC-23的碳抵消利益而专门新建HCFC-22项目(其副产品为HFC-23)[14]，CDM不接受任何新建的HCFC-22项目，黄金标准不接受任何工业气体项目，在接受所有减少温室气体项目(《京都议定书》规定能减少CO[，2]、CH[，4]、N[，2]O、HFCs、PFCs、SF[，6]等六种温室气体的项目)的标准中，VER+不接受任何HFC项目，VCS、CCX不接受新建HCFC-22项目。
不同计入期的标准在同一地区针对同一类项目执行，会引发多方面的问题，如计入期不同付费时间也会有所区别，在一些地区就出现了项目开发者倾向于选择先付费的标准[15];又如某些项目计入期为15年，有些项目开发者便会先申请注册计入期10年的标准，再申请另一个计入期为15年的标准，引起项目额外性方面的问题[16]。表2为各标准所接受的项目类型及项目开始日期与计入期。
2.4 核算方法
额外性与基准线是CDM方法学的核心内容。额外性是指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必须额外于在没有注册的项目活动的情况下产生的任何减排量，是衡量CDM项目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之一;基准线是指在没有该CDM项目的情况下，为了提供同样的服务，最可能建设的其他项目(即基准线项目)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17]。
额外性评估方法主要分为项目分析法(project specific)和绩效分析法(performance test)[3]。CDM标准采用项目分析法，分为法律法规分析、投资分析、障碍分析、普遍性分析四个步骤[18]。绩效分析法不需要检查每一个项目，而是通过建立一个技术或程序上的门槛来决定额外性，虽然缩短了审核周期并节省了成本，但也可能会因此导致“搭便车”行为。例如，CCX的某些“非农耕(no-still)”类项目就受到质疑，因为农民一直在采用“no-still”技术，根本不具备额外性[19]。
GS对额外性的要求严于CDM，而CCX和CAR为了加快项目审核速度，偏向于绩效分析法，相对严格性弱于CDM，各标准额外性检验方法及其与CDM严格性相比较的结果如表3所示。
GS、VCS、VER+等较早期开发的标准在确定基准线时以CDM方法为主，CCX和CAR主要面对国内碳抵消市场的标准，根据需要的项目类型以自身开发、批准的方法学为主，方便了项目开发者但是在排放量核算的严格性方面遭受了一些质疑[20]。各标准基准线方法学要求如表4。
2.5 可持续性
《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清洁发展机制的目的是协助未列入附件一的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有益于《公约》的最终目标。”但是霍尔姆·奥尔森(Holm Olsen)、莫里茨(Moritz)等人[21～22]认为，CDM在可持续性发展方面并没有同减排一样重视。自愿减排标准在可持续性方面的严格性也成为衡量其碳抵消项目品质的重要标志，表5从环境、社会和经济三个方面比较自愿减排标准。
2.6 审定、核查与注册
CDM规定项目在注册之前需要审定，项目注册执行一段时间后进行核查，审定与核查须由不同的指定经营实体(DOE)完成[18]。自愿减排市场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市场，买卖双方都希望碳抵消量最大化[23]，各标准对负责审定、核查的第三方实体的要求就体现了标准严格性方面的区别。
GS规定项目审定与核查不能是同一家DOE实体(小规模项目除外);
VCS规定审定与核查可以是同一家实体机构，而且项目是否通过不由VCS委员会决定而是由核查实体决定;VER+规定审定与核查可以是同一家实体机构，并且项目申请不需要东道主国家政府批准;CCX没有严格区分审定与核查过程，项目提交之后由CCX批准的人员进行核查;CAR也没有严格区分审定与核查过程，项目开发者提交项目申请报告之后，由CAR委员会决定项目是否通过，项目运行之后需要由CAR认可的美国国家标准学会核查;CCB规定审定与核查可以是同一家实体机构，审定与核查报告在CCB官方网站将进行为期30天的公示;Plan Vivo基金负责项目的审定与核查，所执行的项目必须由Plan Vivo基金批准的当地技术人员进行监测并提供年度报告。各标准审定、核查与注册信息见表6。
3 结论
GS采用CDM方法学并且在可持续性方面严于CDM，项目品质最高，所接受的项目类型和项目审核时间也因此受到了限制;VCS与VER+旨在扩大碳抵消市场并减轻开发者的管理与经济负担，所以虽然在方法学和程序上与CDM非常接近，但在可持续性、审定与核查等方面都做了一定的简化;CCX与CAR为吸引国内更多的企业与个人参加碳抵消市场，增加项目类型，简化申请程序，降低可持续性要求，项目数量增加的同时在其严格性方面也引起了较多质疑。
我国自愿减排市场属于上升发展期，为片面追求项目数量，各地自愿碳交易标准可能会在额外性、可持续性、第三方审计等方面降低要求;由于缺乏统一管理，不同标准针对同类项目在信用计入期和付费方式上可能出现冲突，建议政府加快制定我国“自愿减排市场管理办法”，严格规范国内自愿减排标准的制定，建立统一的登记平台，公开、透明项目交易信息。
建议我国重点发展三种自愿减排交易模式：(1)参照VER+与VCS，发展以接受未能成功申请CDM项目为主的标准，可在项目额外性、可持续性、审批程序等方面降低要求;(2)参照CCB与Plan Vivo，发展以森林、农业碳汇等专项自愿减排标准，严格要求其在环境、社区与经济方面的可持续性影响;(3)参照CCX与CAR，发展多种碳抵消项目，扩大自愿减排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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