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TP和WTA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分析研究
1 引言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对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往往忽视了水环境容量及其质量变化所导致的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破坏，出现了一系列诸如水资源短缺、水质污染、河道断流、地下水位下降等水资源、水环境问题。同时，由于流域往往跨越不同的行政管辖区域，上下游之间常常因为水资源的开采、分配与利用所引发的利益冲突，导致了跨行政区域的水生态环境污染、破坏甚至是安全等问题，这已经成为我国流域生态环境管理所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生态补偿(Eco-compensation)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环境经济政策。构建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实施中央政府及下游受益区地方政府对流域上游地区的补偿政策，可以理顺流域上下游区域的生态关系和利益关系，加快上游发展，减少地区灾害，促进全流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然而，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中，生态补偿标准计算的原则确定、方法选择以及模型构建则成为了本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内容之一。因此，本文将在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选择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比较分析辽河流域居民的支付意愿(WTP)和补偿意愿(WTA)，来探索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相关理论关键问题。
2 文献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开始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并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1990年开始德国对易北河流域进行生态补偿，整个项目的完成共花费约2000万马克[1]。澳大利亚通过联邦政府的经济补贴来推进各省的流域综合管理工作。美国政府则采取了水土保持补偿机制，即由流域下游水土保持受益地区的政府和居民向上游地区做出环境贡献的居民进行货币补偿，例如纽约市通过投资上游Catskills流域实施生态效益补偿与其建立清洁供水交易[2]。Loomis讨论了恢复美国Platter River的5种生态系统服务总经济价值，并分析了支付意愿与受访者WTP的社会经济信息变量的相关关系[3]。Amigues对法国Garonne River河岸栖息地项目的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进行了研究[4]。Bienabe和Hearne对哥斯达黎加的居民和国外进行了意愿调查和CE分析，并建立了多项式逻辑斯谛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不同人群都愿意增加环境服务的付费水平[5]。Moran和McVittie对苏格兰地区居民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基于环境和社会福利目标居民有强烈的支付意愿以收入税的模式参与生态付费[6]。Surender Kumar和Shunsuke Managi使用最优财政转移理论研究了印度当地政府间提供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的补偿机制，政府间财政转移将是一个合适的补偿机制以协助地方政府通过内在化溢出效应来提供环境公共物品[7]。Ana Villarroya和Jordi Puig认为，在西班牙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生态补偿标准远低于为避免环境资源净损失所预期的标准[8]。Bedru Babulo Balana等人运用联合分析法对土地拥有者的偏好进行了评估，以提高肯尼亚中部Kapingazi河的流域服务供给[9]。Gert Van Hecken等人对当前当地财政的环境服务支付(PES)的需求方进行了调查，并评估下游用户的意愿支付(WTP)，在上游集水区土地拥有者保持流域清洁的情况下改善自来水品质[10]。
我国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理论探索性研究为主。一些学者认为，既然生态补偿以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为基本原则，因此，将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准确测度视为其核心内容，并以此作为制定生态补偿标准的主要理论依据。其中，张志强、徐中民等人调查了黑河流域居民对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WTP)，得出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效益每年至少在2246.28万元以上[11]。徐大伟等人采用支付卡(PC)方式对郑州居民对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平均支付意愿进行调查和测算，初步估算出郑州地区居民对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总支付意愿值[12];蔡邦成等人以南水北调东线水源地保护区生态建设一期工程为研究对象，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分析总成本，提出了由生态服务效益分担生态补偿成本的补偿标准[13]。徐健等人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对各主体是否愿意实施相应的措施进行博弈分析之后，得出了各补偿主体的最优纳什均衡策略[14]。李怀恩等人基于模糊数学模型的水资源价值计算方法，测算出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的生态补偿量为80.046亿元[15]。段靖等人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均衡的条件，建立了流域生态补偿直接成本核算的一般性框架与方法，提出了基于分类核算的机会成本计算方法[16]。张乐勤采用模型研究、文献研究、调查研究、对比研究等方法，估算了基于生态服务价值、机会成本、水资源市场价格、条件价值等计算方法下安徽省秋浦河的生态补偿标准[17]。魏楚、沈满洪基于污染权角度，采用机会成本法和水资源价值法，构建一个基于计量经济学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18]。李青等人应用CVM的方法，对居民和旅游者就天目湖流域生态补偿支付意愿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最大支付意愿公式进行改进和测算[19]。李超显采用开放式和支付卡问卷方式对湘江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进行问卷调查和价值评估，其结论是居民对湘江流域综合整治生态补偿的平均支付意愿为70.32元/(月·户)[20]。禹雪中等人提出以成本和价值作为补偿标准核算方法分类的依据[21]。严黎等人选择支付意愿法对东江流域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计算分析[22]。张韬运用机会成本法对西江流域水资源生态服务系统价值进行简单评估[23]。刘强等人运用生态保护成本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分别从流域水源地保护方和下游受益方的角度对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测算，并依据下游用水量对补偿金进行分摊[24]，等等。
因此，我国对生态补偿的研究正逐渐由宏观研究转入到定量化研究[25]，而目前我国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应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作为基础性的研究工具。但是，从现有文献来看目前对辽河流域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甚少，并且没有给出具体的补偿标准测算依据与基本原则。对此，本文在对国内外现有流
域生态补偿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辽河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辽河源头的福德店和辽河入海口的盘锦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运用CVM方法对辽河流域居民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支付水平进行了探索性研究，重点利用了非参数估计模型和参数估计模型测算出辽河流域居民的支付意愿值(WTP)和受偿意愿(WTA)，旨在为我国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制定辽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政策性理论依据。
3 研究区域现状
辽河流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也是我国水资源最为短缺、水污染最严重的地区。辽河位于我国东北地区西南部，东经116°30'-125°47'，北纬38°43'-45°之间，是我国七大江河之一。全流域面积为21.96万k，地跨吉林、内蒙古和辽宁两省一区。辽河为树枝状水系，东西宽南北窄，由辽河和大辽河两个水系组成：一为东、西辽河，于辽宁省昌图福德店汇流后为辽河干流，经双台子河由盘锦入海，干流长516km;另一为浑河和太子河，于三岔河汇合后经大辽河由营口入海，大辽河长94km。辽河流域在辽宁省境内流域面积6.9万k，其中耕地面积1.97万k，占流域土地面积29.31%;森林面积2.56万k，其中天然林占2/3。然而，根据近年来《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显示，在我国七大水系中辽河水系总体为重度污染，河流水质处于连续严重污染状态。这为开展辽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提出了现实需求。
4 研究方法
4.1测算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选择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确定的依据之一是确定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Davis于1963年首次应用CVM研究了美国缅因州一处林地的游憩价值，之后大量学者开始运用CVM估算环境资源价值。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CVM被用于评估各种公共物品及相关政策的效益[26]。目前，CVM是可以用来评估环境物品和服务的非使用价值的唯一方法[27]。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是通过模拟市场，揭示人们对环境改善措施的最大补偿意愿(WTP)，或对环境恶化的最小受偿意愿(WTA)，其核心是直接调查询问人们对环境产品的支付愿望，并以支付愿望来表达环境产品的经济价值。与市场价值法和替代市场价值法不同，CVM不是基于可观察到的或预设的市场行为，而是基于被调查对象的回答[28]。
4.2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引言，介绍了辽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性和意义，向受访者提供回答问题的背景信息;第二部分是调查问卷的主要部分，即通过问项向受访者了解其对辽河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WTP)和补偿意愿(WTA);第三部分是受访者个人的社会经济基本信息，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等。
4.3调查实施
本次调查共发放226份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220份。在问卷调查过程中，为保证样本的有效性，调查采用面对面调查的方式。调查地点选择了东西辽河的交汇地点，即辽河干流的源头—福德店，和辽河流域入海口—盘锦市。调查时间为2010年7月下旬，历时5天。
5 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5.1受访者基本信息统计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26份，回收有效问卷220份，无效问卷6份，有效问卷占97.3%。
利用SPSS16.0软件对受访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变量进行处理，得到的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5.2受访者支付意愿(WTP)分布
尽管辽河流域居民对生态补偿概念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对辽河流域上游居民的生态保护行为进行补偿，但是在该由谁补偿也就是补偿主体这一问题上，受访者的回答还有一定的分歧。从经济学来说，任何理性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心理。所以，如果只进行WTP的调查，很容易低估某种物品的价值，因此为了较为准确地确定辽河流域居民对流域生态服务的非使用价值的定位，在进行WTP调查的同时，也进行了WTA的调查[27]，目的在于通过结果的对比和印证来提高评估结果的可信度，避免以往研究中出现的只调查WTP做带来的误差。
本次问卷中的WTP估值问题如下：如果您是辽河流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者或下游地区水资源保护的受益者，您愿意每年最多拿出多少钱来支持辽河流域生态补偿这一计划?(存在两种情况：上游发展经济破坏水质，下游为改善水质而支付成本，上游需要补偿下游;上游牺牲经济发展保护水质，下游由此受益，下游需要补偿上游)
(1)≤10元，(2)11～20元，(3)21～30元，(4)31～40元，(5)41～50元，(6)51～60元，(7)61～70元，(8)71～80元，(9)81～90元，(10)91～100元，(11)101～150元，(12)151～200元，(13)201～300元，(14)301～400元，(15)401～500元，(16)501～1000元，(17)1001～1500元，(18)1501～2000元，(19)>2000元(具体数额_____元)
对于区间值，根据统计学的合理性，采用了每个区间的中值来代替[28]，2000元以上根据试访中对于相关问题的回答采用出现频率最高的2500元作为代替。因此，经过对受访者的支付意愿WTP进行分析整理，得到累计频率分布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在所有受访者中，有80.91%的居民愿意支付一定的费用作为生态补偿的费用，同时19.09%的居民不同意支付即支付意愿为0。根据CVM对0WTP的处理技术，0WTP的存在是符合零消费等经济学原理的。从问卷的统计分析来看，对于受访者不愿意进行支付的原因，部分人认为这种支付不能改善辽河流域环境恶化问题，还有部分人并不清楚为什么不同意支付。
另外，本文还对同意支付费用的受访者愿意采取的支付方式进行了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其中，34%和30%的受访者愿意选择交纳现金和生态环境税的形式来支付，17%和18%的受访者还选择了交水电费和义务劳动工的形式来支付。
5.3受访者补偿意愿(WTA)的范围及其分布
本次问卷中的WTA估值问题如下：如果您是辽河流域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受害者或上游地区水资源保护的贡献者，您愿意每年接受的补偿金额是多少?(同上)
(1)≤10元，(2)11～20元，(3)21～30元，(4)31～40元，(5)41～50元，(6)51～60元，(7)61～70元，(8)71～80元，(9)81～90元，(10)91～100元，(11)101～150元，(12)151～200元，(13)201～300元，(14)301～400元，(15)401～500元，(16)501～1000元，(17)1001～1500元，(18)1501～2000元，(19)>2000元(具体数额___元)
本文得到辽河流域居民的补偿意愿分布情况如表3所示。其中，在所有受访者中，有78.18%的居民愿意接受一定的费用作为生态补偿。同时，还有21.
82%的居民不同意接受补偿即存在0WTA，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不是辽河流域生态破坏与环境恶化的受害者，对辽河流域水资源及生态环境保护没有做出贡献，或者认为补偿不应该给个人和家庭，应该由相应的单位组织接受集体补偿。
本文同样对接受补偿费用的受访者愿意采取的补偿方式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如图2所示。其中，44%的受访者更愿意接受现金补偿，28%和22%的受访者还选择了财政补贴和税费减免的形式来接受生态补偿。
图1 不同支付方式所占比例
6 WTP与WTA的数据分析
6.1 WTP与WTA的非参数估计
如果不考虑受访者基本特征等相关变量的影响，WTP与WTA的期望值可以运用下面的模型计算得出：
6.2 WTP与WTA的参数估计
一般情况下，受访者在选择自己的意愿投标值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自身特征的影响，如性别、年龄、职业、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的影响。考虑到相关变量的影响，本文采用最大似然函数估计法估计投标值与代表受访者特征信息和环境物品属性的变量之间的关系，选择支付意愿或受偿意愿中点值的对数正态分布作为被解释变量[28]。
如果考虑受访者基本特征等相关变量的影响，WTP的期望值可以运用下面的模型计算：
WTA的期望值同样运用下面的模型估算：
7 结论与建议
7.1结论
本文以辽河流域干流源头-福德店和入海口-盘锦两地为调研地点，运用CVM方法对辽河流域居民的WTP和WTA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利用非参数估计法，估计出当地受访者的支付意愿(WTP)为125.09元/(人·年)，补偿意愿(WTA)为196.35元/(人·年);在考虑受访者基本特征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利用参数估计方法，估计当地受访者支付意愿(WTP)为161.43元/(人·年)，补偿意愿(WTA)为350.51元/(人·年)。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利用参数估计法还是非参数估计法，得出的支付意愿和补偿意愿之间都有较大差距。对此，本文选择了受访者的支付意愿(WTP)和受偿意愿(WTA)两者的平均值作为辽河流域的生态补偿标准，即在非参数估计方法下，辽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为160.72元/(人·年);在参数估计方法下，辽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为255.97元/(人·年)。这样通过同时测量受访者的WTP和WTA，并进行平均值处理，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受访者的实际支付意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单独测量受访者支付意愿(WTP)以作为生态补偿标准制定依据所带来的补偿金偏高问题。
7.2建议
本文在对辽河流域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和补偿意愿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分析并确定了辽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理论值。然而，如何更好地建立辽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则需要相关政策作为实施的制度保障。为此，本文提出三点政策性建议：
(1)建立混合式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政府应将横向转移支付和纵向转移支付结合起来，一方面政府通过财政纵向补贴的方式给予流域环境做出贡献者或流域环境受害者一定数量的经济补偿;另一方面，政府应坚持“谁污染谁补偿、谁收益谁支付”的原则，将污染方或受益方的经济收益通过横向转移支付的形式支付给相应的受污染损害方或流域生态环境贡献者。
(2)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方式的多样化选择途径。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受访者除了选择现金这种单一的补偿形式外，还提出了其他多种选择方式。例如，在具有受偿意愿的受访者中，分别有28%和22%的受访者选择财政补贴和税费减免的形式来接受生态补偿;在具有支付意愿的受访者中，分别有30%、17%和18%的受访者选择了生态环境税、水电费和义务劳动工的形式来支付。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顺应当地居民的生态补偿意愿，制定并提供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方式，来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3)健全和完善公众生态参与制度。为了使当地居民能够积极参与到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工作中，政府应该不断完善公众参与制度。例如，辽河流域居民可以通过听证会制度，参与政府关于流域生态治理方面的相关决策，并相应地提出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公民意愿的具体意见和政策建议。这样不仅可以保障当地居民的生态环境知情权，还可以强化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更有利于对辽河流域实施全面的生态环境综合防治与水资源保护的长效机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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