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地环境容量逼临界点 社会关注度空前提高
我们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考虑环境容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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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环境保护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
近来，雾霾天气不断、水污染事件频发，社会对环境的关注度空前提高。接受本刊记者专访的环境保护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表示，不少地区环境容量已经逼近临界点，甚至污染超过了环境承载力。我国发展逻辑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要用环境容量约束和提升经济社会发展。
记者：您为什么认为我国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考虑环境容量的时候了？
夏光：现实情况逼迫我们不得不考虑环境容量。近年来，我国的发展速度很快，每年新增的产能很大，新增加的排放也很多，而我们的环境容量是个定数，环境承载力有一个边界，现在可以说不少地区环境容量已经逼近临界点，甚至污染超过了环境承载力。
超过了就会不断出现雾霾天气、严重的水污染事件等等，现在每个人对此都有切身感受。这就直接体现出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已经由相对宽松演变为越来越紧张了。所以我们在发展中必须要考虑环境容量，用环境容量一方面约束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一方面提升发展的质量。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发展逻辑的一个根本性转变？
夏光：是的。对环境容量不作考虑，发展只是资本不断投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这里我想试着提出一个理论问题，就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以前我们说只有一个，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或许应该再加上一个，就是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与我国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有限承载力之间的矛盾。
这不是坐在屋里空想出来的，而是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人们说，先让我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喝一口干净的水，再谈别的吧。
记者：那么这个根本性的转变如何才能实现？
夏光：首先必须确定环境容量。一个地方的空气、一条河流只能容纳这么多污染物，没超过可以自净，超过了就是污染。环境容量确定之后，有各种办法，比如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把排放量大的产能从环境容量小的地方转移出去；再比如建设工业园区，把工厂集中到一起，通过统一处理来减少排放量等等。
现在不少地方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北京就把首钢搬出去了，其实首钢的排放是达标的，只是北京环境容量不允许了；广州按照规划二氧化硫的排放也饱和了，要想上新项目，就得想办法把排放削减下去才行。
记者：如果梳理一下，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夏光：总的来看，可以有五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行政措施。就是按照这个地方的环境容量，规定你不能超过或者必须减排多少，然后分解到各个企业、各个单位，不管你采取什么办法，必须完成。完不成的，相关企业要么关闭，要么转移。
二是法律措施。就是完善法律法规，制定排放标准，超标的按照规定限期治理，或者停工停产、加倍收取排污费等等；如果造成了环境污染事故，还得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民事赔偿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
三是经济措施。比如排污权交易，根据环境容量，一个地区的排污额度就那么多，分配到每个企业，别的企业要进来必须到原有企业那里购买排污额度。通常新进入的企业环保技术更先进、效益更好，而原有企业交易掉排污权后就得关闭，或者转移、转产。
四是社会措施。就是公众的监督，包括舆论监督。一个企业如果超标排放，那不用说了，有法律等手段来惩罚；即使它达标排放，但周边群众不接受，认为严重扰乱了他们的生活，这也不行。现在这方面也是越来越硬性的一个要求了。
最后是技术措施。这不是约束性的，而是支撑性的。一些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可以不用关闭、不用转移。
现在这几方面的措施都在运用，下一步要按照十八大的精神，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完善上述措施，并把它们执行得更好。
记者：一些地方政府的环保工作确实经常受到批评，认为提得多、做得少。您怎么看？
夏光：过去我们的环保法律法规没那么严，执行的力量和水平也不够，面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诸多环境问题，一些地方政府管不好、管不了，确实需要尽快提高环保执政的能力。
我想这其中人民群众的参与和监督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有时候民众不批评，政府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一旦批评了，“围观”了，政府就有了更大的改进的压力和动力。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也希望民众给政府一个改进的时间，形成一种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良性互动。
记者：政府和官员的考核评价标准是不是也需要作相应的调整？
夏光：那是肯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来，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什么叫融入政治建设，很重要的一方面就体现在对政府和官员的评价、考核和任用体系上。
现在在环保方面，对官员的评价和考核都还有一点，但对官员的任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约束，这个肯定要有所改变。据我所知，相关的办法已经在研究。
记者：恐怕不仅仅是政府，对整个社会而言，是不是也应有很大的改变？
夏光：建设生态文明，包括把环境容量带入到发展中去，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造运动。它的影响会涉及方方面面，包括每个人的观念和行为。比如北京，现在年燃煤总量是2300多万吨，主要用于发电、工业生产、居民取暖等，为了治理空气污染，未来5年要减少用煤1500万吨。
但是能源的供给不能减少，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把电厂建到内蒙古去，那里环境容量大，但毕竟还是有污染，是不是应该给内蒙古一些生态补偿啊，这个成本分摊到电价里去，居民也得承担一部分。
还有供暖，不烧煤了就改烧天然气吧，这个排放少但成本高，也需要全社会来分担。类似这样的费用高了之后，促使大家都形成节约的观念，改变大手大脚的习惯。可以说，在环境容量的约束之下，人人都受限制，但人人都受益。全社会也应该认识到，如果我们要追求好的环境，就必须在别的地方作出牺牲。
记者：很多人其实都已经感受到了环境容量的约束，比如车辆限行等。那么，这种约束会不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大的影响呢？
夏光：环境容量的约束加强之后，对一些排放大、污染重的产业肯定有影响，但同时这种约束也创造出了新的需求，减排、脱硫、空气净化、污水处理、绿化等环保产业就有了发展的空间。
总之，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上去之后，对生态环境类的产品需求就会增加，有需求就有机会，就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我们不必太担心环境容量约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反而应该把它看做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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