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无业内人士反对焚烧处理垃圾
垃圾是否必须焚烧
聂永丰很不理解为什么人们惧怕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而对遍地皆是、危害无穷的土炉垃圾焚烧无动于衷。就在民众群情激昂的番禺，现在仍有5座垃圾焚烧土炉在使用，它们产生的有毒物质比起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要多得多
中国的垃圾处理专家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备受民众指责。
二恶英研究的泰斗级人物郑明辉，被冠以“丧失了学格人格的学者”的恶名；而与同济大学的赵由才教授并称为“南赵北聂”的固废焚烧处理专家聂永丰，则成为“卖垃圾焚烧炉的教授”；就连在国内外扬名十余年的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也被人划为“坚定的主烧派”。
北京六里屯、上海江桥、南京天井洼、江苏吴江、广州番禺---由这一串地名串联起来的垃圾焚烧厂争议中，舆论表达出的民意是：凡是主张垃圾焚烧的，都在饱受各种攻击。主张还是不主张垃圾焚烧，成了民众划分阵营的界线。
“但实际上，业内没有人反对焚烧处理。”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说。而国内反垃圾焚烧派主要代表赵章元，则被王维平说成：“他不懂垃圾，不是搞这个专业的，胡乱发表言论。”
但是，并非垃圾专业研究者的赵章元却更得民心，他对垃圾焚烧的认识与民众的自我判断几无二致---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不可控制，而二恶英毒性是砒霜的100万倍，二恶英是高致癌物，诸如日本等采用垃圾焚烧技术的国家都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这场因垃圾焚烧厂引发的争论中，真正研究垃圾处理的专家们却显得极为被动。“有些问题，我们即便是与专业的科学家一起讨论，都很难说清楚，就更加没办法给民众一个充分的解释。”聂永丰说。
近日，争议已久的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将选址和建设问题推迟到2011年1月之后，而此前将力推垃圾分类。这被看作是对于民意的尊重。而垃圾焚烧究竟是否安全，似乎仍然模糊不明。
二恶英恐慌有没有必要
当番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遭遇当地民众的激烈反对时，一个令人恐慌的论据是，他们实地考察的白云区李坑垃圾焚烧厂所在地永兴村，建厂后村民的癌症发病率是建厂前的19.87倍。
在一份作者为“番禺人民”，题为“谁来拯救李坑人民”的文档中，有一组垃圾焚烧发电厂建立前后的李坑(永兴村)村民癌症不完全统计数据。“番禺人民”得出结论，永兴村村民癌症尤其是呼吸系统癌症高发的原因是：由于垃圾焚烧厂排放的烟道气含二恶英、呋喃等有机污染物，铅、汞、镉等重金属以及粉尘在附近居民体内日积月累所致。
这份草根调查报告成为民众眼中的绝对事实，但却没有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认可。专家称，那不是一份科学的毒理学调查。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民众的这份调查确实反映不出垃圾焚烧厂与癌症有直接关联。
虽然作为北京市政府的参事，王维平并不想评论李坑垃圾焚烧厂，但据他所知，李坑垃圾焚烧厂原本是一座恶臭的非正规的垃圾填埋场，而不合格的垃圾填埋场更容易导致空气和水污染，这同样会引发各种疾病。“甲烷致癌，重金属也致癌。”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日本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开始调查二恶英排放情况和主要环境介质中的含量，如 1984 年对垃圾填埋场周围环境中二恶英的调查，1986 年对大气中二恶英的连续监测，1990年对水中二恶英的调查等。但这些基础性的数据，在我国都不充足。
聂永丰承认，越靠近垃圾焚烧厂，人体内的二恶英浓度会越高。“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他说，但这并不代表必然导致癌症。
由于二恶英毒性极大，现在国际上对二恶英的研究都是拿动物做实验。但在实验中，由于动物寿命有限等因素，当二恶英的剂量低到某种程度时，对动物的影响就无法检测了。
因此，目前国际上的二恶英研究专家也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人体内二恶英浓度较低的情况下，基本不影响健康；而另一派则认为，即便人体内二恶英浓度较低，仍然会对健康产生影响。
“但是，就是这批认为二恶英浓度无论如何低，也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的专家，提出人类每天吸收1~4皮克是可以接受的。”聂永丰说，世卫组织在2000年和2007年两次调研得出的结论都是：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能够在垃圾焚化处理与人类疾病之间建立必然联系。
近年来，台湾的医学科研机构针对其垃圾焚烧厂也做过多次调查，结果是垃圾焚烧厂职工体内的二恶英浓度确实普遍较高。由于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90%多都被截留在灰尘中，清理灰烬的职工体内的二恶英浓度就更高。但这些职工的身体状况并无显著变化。
今年夏天，第39届国际二恶英大会在中国召开，这是该会议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据王维平介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恐慌，这次大会未允许媒体采访。他得到的信息是：二恶英在环境中的迁移(从气态到固态到液态)，以及进入人体的伤害机理，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都还没有搞清楚。
据二恶英研究的泰斗级人物郑明辉介绍，二恶英进入人体的主要途径是通过食物链，而非空气。确实，世界上的二恶英事件都是源自食物含有高浓度二恶英。“所以，这一地区所产的食物不要食用，尤其是鱼类、奶类。”聂永丰说。
垃圾焚烧在启炉和停炉过程中，由于温度进入二恶英产生区段(320摄氏度~820摄氏度)，难免会产生二恶英，所以要从时间上尽可能缩短这一温度区段。而在这个区段之外，二恶英的产生量极微，即便如此，也会由复杂的烟气净化系统来控制。“二恶英不是不产生，也不是不能控制。”王维平说。
而另一方面，也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生活在垃圾焚烧厂周边必然会患有疾病。“生活在垃圾焚烧厂周边的人群并不比其他人多吸收多少二恶英。”聂永丰说。
人们出于对二恶英的恐惧而反对在居住地建设垃圾发电厂，这是个全球性问题。在美国，一般会通过给予垃圾发电厂周边一定程度的福利政策来安抚当地民众，比如免费给周边民众供电、供暖。
由于垃圾焚烧是产生二恶英的主要途径，如果控制得好，垃圾焚烧可以维持在国家乃至欧盟标准之内；如果控制不好，则可能产生大剂量的二恶英。因此，对垃圾焚烧厂的监控与管理就显得至关重要。
焚烧不可能消灭垃圾
前不久，国际知名的化学科学杂志《Chemosphere》发表了论文，题目为《中国市政固体废物焚烧厂的二恶英/呋喃排放》。作者是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和中科院研究生院的科研团队。在我国极度缺乏二恶英数据的情况下，这份调查显得弥足珍贵。
目前，中国50多个大中城市有大约100家垃圾发电厂。而在调查的19个样本中，16个样本的二恶英排放达到国家环保部目前的标准，即不超过 1.0；只有6个样本达到西方普遍采用的欧盟排放标准，即0.1。较之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市政垃圾焚烧厂都能达到欧盟标准，中国的市政垃圾焚烧排放控制还有较大差距。
“最近五六年，垃圾焚烧发电厂大都达到标准了，除了那些国产的火炉、土炉之外。”聂永丰很不理解为什么人们惧怕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而对遍地皆是、危害无穷的土炉垃圾焚烧无动于衷。就在民众群情激昂的番禺，现在仍有5座垃圾焚烧土炉在使用，它们产生的有毒物质比起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要多得多。
据聂永丰介绍，广东南海就是一个垃圾处理方式演变的典型，从最初的垃圾随意堆埋，到村村镇镇小土炉，再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建设现代化的垃圾发电厂。“南海做得很好，他们的垃圾发电厂就建在大学城旁边。”聂永丰说。当地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也比较顺畅。
但是，垃圾焚烧即便在技术上可控，在实践过程中，对于高水平管理的依赖也让人难以放心。“有时候我也不放心，地方政府也不是真正都听专家的。”聂永丰说。对于民众的担忧，他表示理解。
我们多产出了多少垃圾
中国的大都市不少都面临垃圾围城。北京现在的垃圾总量年增8%，垃圾处理设施正在超负荷运行，据称垃圾填埋量相当于每年占掉500亩土地。上海、广州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其实，“垃圾围城”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983年，简单的填埋方式，导致北京三环路与四环路的环带区上垃圾成堆，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座。为突破重围，北京市花费了23亿人民币。
而眼下情况更为糟糕。据一项最新统计，中国600多座主要城市每年垃圾生产有1.6亿吨，这些城市已经堆放或者填埋各种垃圾80亿吨，垃圾堆累计侵占土地达到5亿平方米。
王维平随手拿起一个垃圾筐：“你看看，这里面有多少垃圾是包装物？”在那个垃圾筐内，除了几张废纸外，几乎全是包装物。
“城市垃圾按照体积单位来衡量，77%都是包装物。”王维平说，在国内，一个月饼的包装就有八层之多。如果能有效“限制包装”，北京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将减少12%~17%。
但我国并没有《包装法》。2008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才明确了限制包装，但仍未作出具体规定。唯一的实际成果是由发改委牵头，从2008年开始的“限塑”运动。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地方的垃圾产生量与这个地方的GDP是平行的。然而，日本东京从1989年以来，已经连续19年实现垃圾负增长。欧洲的垃圾总量也是处于负增长状态。
在减量已成为垃圾处理的第一要务时，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却几乎没有任何进展。“比如净菜进城，如果每天运进城里300吨毛菜，就会产生60吨废料，而这些废料还得作为垃圾拉出去，往返无效运输。食品安全也无法保障。”王维平说，可是很多城市管理者还在城内建设农贸市场。
北京大小餐馆有2.3万多家，每天产生2000多吨餐厨垃圾，其中多是由于剩饭导致的无端浪费。“单单是净菜进城和不许剩饭，北京城的垃圾总量就会减少22%。”王维平说。在日本，超市里买回的蔬菜基本不用再清洗，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对垃圾进行计袋收费，餐馆都会尽量减少餐厨垃圾。
“上策是不产生垃圾或者少产生垃圾，与其花费巨额投资，大规模建设垃圾处理厂，而且长期背负着运营负担，不如少产生垃圾；中策是产生垃圾后尽可能转化为资源，进行回收利用；下策是建设垃圾无害化处理厂，争取100%的无害化处理率。”王维平说。
有人建议，在垃圾的资源转化和分类中，遍布全国各地的拾荒者可加利用。目前，全国共有230万人在各大城市拾荒，北京就有17万人。在北京城的四环外，存在着100多个自发形成的废旧物资交易市场。
这些拾荒者分工很细，每个垃圾桶都有人包干。如果你在网上发布了要丢弃废旧物品的信息，很快就会有人上门。收上来、捡出来的“产品”，几乎都运到河北---塑料运到文安，金属运到霸州，玻璃运到邯郸，纸运到保定，鞋底胶皮运到定州，轮胎运到玉田。
北京的拾荒者每年都要捡走一座景山大小的垃圾山，如果按照现在每吨垃圾272元的处理费来计算，价值相当可观。另一方面，拾荒者也促进了地方经济，例如河北文安，财政收入的93%来自再生塑料制造。
“北京市某环卫企业曾经花千万美元购置过一种废旧塑料分选机，能把塑料分出十几种类型。但是拾荒者用手一摸，就能把塑料分出上百种类型来。分得越细，价钱越高。”王维平说。
但是无序而初级的拾荒，对环境的“二次污染”非常严重，对社会治安也有不良影响。“北京一年丢失3万多污水井盖，都是这一批人干的。”王维平说。而据公安部门数据，北京市72%的刑事罪案也与这批人有关。“破烂王”能否成为垃圾分类减量的主力军，尚需规范。
垃圾减量与分类存在多头管理
在这次垃圾焚烧处理大争论中，“反烧派”的著名代表赵章元提出了“资源化利用”、“综合处理”的垃圾处理方向。但是，“资源化利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迄今为止，全世界也没有完整成熟、工业化的综合性处理系统，有的都只是阶段性成果。”王维平说。
例如，高温高压水解技术，垃圾在9.5公斤大气压、180摄氏度高温下持续高压湿解4个小时，就可以解决臭味问题，出来的垃圾是巧克力味，而且消毒彻底。“但是，这个技术靠烧煤不行，这每天数千吨的垃圾得烧多少煤炭啊？”王维平说。
据王维平介绍，备受赵章元推崇的某垃圾资源化处理示范基地，却存在着造假之嫌。“我去调查过，他们的肥料是造假出来的，其实是把别人的肥料买回来拆开放在传送带上，做给大家看。”王维平说，虽然这处垃圾资源化处理示范基地代表了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它并未提供一个成熟完整的技术体系。比如，2008年底，该基地还是靠烧煤制造高温高压热解，运行成本无法承受。
“综合性处理目前国家没有标准，怎么立项，怎么设计，怎么施工和监理？一旦失败，追究的可是决策者的刑事责任。”王维平说。《焦点访谈》曾经报道过一个这方面的事件，合肥某地从美国花费6亿多元引进了一套综合处理设备，但没有成功，处理了一批人。
“相反，目前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技术拥有国家标准，也拥有国际标准，是十分成熟的技术体系。”这是王维平之所以支持垃圾焚烧的原因。“填埋和焚烧，这是垃圾处理绕不过去的两个环节。”
但是，在中国并没有做好垃圾的“减量化”与分类的情况下，对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是否应持谨慎态度？“垃圾分类分属若干部门，比如说净菜进城由农口管，废品回收由发改委负责，限制包装由商务部门负责，而我们只负责垃圾分类和末端的处理。”王维平说。
或许，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市政环保部门只能在末端处理着力。而垃圾围城的压力，又使得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显得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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