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中国第十四届论坛发言摘登
9月12日，由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与商界环保协会(香港)联合主办的“环境经济政策与珠三角地区可持续发展——绿色中国第十四届论坛”在广东省深圳市召开，论坛以官产学互动方式探讨了环境经济政策和珠三角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特摘登部分代表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粤港合作建立珠三角绿色生活圈 (香港特区环境局长 邱腾华)
珠三角的环境问题不单是哪一个城市的问题，而是区域性的问题。不单是环境方面的问题，也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这个问题不能单靠政府去做工作，还要靠企业一起参与。多年来，香港特区与广东省在环境合作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双方面对的是共同的挑战和机遇。
第一，粤港之间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已从治理污染发展到共同建立一个绿色生活圈的概念。建设大珠三角地区绿色生活圈，主要是希望通过现在粤港环保合作的模式，改变以前专注在个别污染项目上的合作，把合作扩展到循环经济产业、发展清洁能源、优化能源组合、推动清洁生产以及绿化工作、以及公众教育宣传各方面。
第二，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粤港合作，达到互利双赢。区域合作如果单从治理的角度出发，或者只是为了完成一些减排指标，往往会带来很多制约。如果没有考虑两地的经济和发展差异，很多政策也难以持续。所以，我们认为应该以发展的观念来建立粤港两地的环境合作，希望可以走向可持续发展。
第三，结合区域和国家环境政策，提升区域竞争力。我们说的建立绿色大珠三角地区绿色生活圈是区域发展的目标，但也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和政策的配合。如果特区政府与广东省能够携手合作，增大区域清洁能源的供应，对于区域内的发展和环境改善有重大的意义，也扩大了两地的合作基础，可以进一步向建立绿色生活圈迈进一步。
第四，引导企业缔造商机，推动环保发展。制定环保指标、建立监察法规是政府的工作。要推动区域建立一个优质生活城市群，要改善民众生活和环境不能单靠政府，必须依靠企业。广东省在发展清洁能源和再生能源方面有一定的空间，香港也可以协作引进市场基金与技术，两地可以为未来区域性的能源需求趋势共同研究合作领域，推进清洁能源发展。
总体来说，从最近的发展可以看到，环境保护已经由过去认知的阶段走到现在的行动阶段，环境保护规划、防治等工作以前可能是走在经济活动后面，但是现在民众都不再把环保工作作为一个负担，而看作是一个有回报的投资。以前企业采取被动的防治政策，现在很多厂商都主动参与环保，减少污染排放，降低生产成本。
企业如何面对环保机遇和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 樊纲)
面对环保的机遇和挑战，企业应该怎么做？我觉得从企业方面来讲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企业不要把环保纯粹当作一种负担。在环保方面付出的同时也可以促进我们的发展。比如我们现在在研究排碳问题，排碳问题有一系列叫做“无悔”的措施。就是做了这些事情、投入了不会后悔，因为它可以提高效率，可以改进质量，可以使收益更高。要看到我们在很多领域、很多问题上，减排和增长、高效是一致的。
二是我们确实要把环保问题当作一个项目来思考。从每一个新的项目开始、从每一个环节开始就要思考。之所以现在环保的措施大家觉得成本高，是因为以前没有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其实，经济社会建设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可以做得很好，不一定成本就要提高。
三是技术创新的问题，包括企业自己的创新问题和怎么关注世界上的新技术，以及我们怎么去引进技术的问题。我们要引入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同时，中小企业也可以在很多环节上进行创新，既提高效率，又保护环境。不一定要求是突破性的技术或者大的技术，在小的环节、小的生产过程进行改进，是很多企业都可以做到的。我觉得应该打破一个观念，创新不是哪个行业的问题，不是大公司的问题。任何一个中小企业都可以创新，都可以在各环节上进行创新。
四是要看到对于环保的努力毕竟要增加一些支出。环保可能会使企业的成本有一些提高，但企业不能再抱有幻想，不去提高这方面的投入。如果在这些方面成本降不下去的话，企业确实面临着怎样在其他方面努力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来弥补这方面成本支出的问题，这是一个客观现实。所以，任何在其他领域的创新、节约能源的措施，都有利于环境成本提高带来的问题的解决。这是客观现实，是企业面临的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五是要关注政策，关注世界上环境政策的变化。有交易，就有可能有机会在里面。政府也会有资金的投入，世界上会有技术的转移、财政上的转移和经费上的转移，包括配额交易等。企业应该更加关注也更多地参与，去申请政府的补贴，申请国际上的转移支付，用这些新的资源来发展我们自己，这里面有大的机遇。要认识到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有这方面的技术，这对他们来讲是新的发展机遇、新的增长点。企业如果积极参与这方面也是新的增长点，因为政府的投入越来越大。受到环境政策影响的企业也要看清这方面的机遇也在出现，可以利用更多的资源来做我们的事情。全球变暖的讨论也会涉及万亿级资金的转移，我们的企业要给予高度重视，抓住这方面的新商机，在新的环境下更好地发展自己。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体系(广东省深圳市副市长 卓钦锐)
广东省深圳市确立了生态立市的发展战略，并把环境经济政策工作放在事关环境保护工作历史性转变的战略高度积极推进，推出了以“鹏城减废行动”为代表的一系列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一、推行“鹏城减废行动”，不断丰富企业环保责任内涵。“鹏城减废行动”是深圳市于2006年4月正式启动的，其目的是为了强力推进生产、流通和服务等领域的企业在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污染减排、发展循环经济、优化经济增长方式。
“鹏城减废行动”给我们的启示是:减排的方法蕴藏于企业、降耗的需求来源于企业、探索绿色发展模式的动力植根于企业，只要找准了行政引导与企业需求的结合点，就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好的经济政策应是好的环境政策，同样，好的环境政策也应是好的经济政策。
二、推行“双绿”政策，努力提升政府环境管理效能。为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推动与经济活动有关的部门与企业之间建立系统、广泛的绿色制约机制，近年来，我们联手金融部门开展了绿色信贷工作，联合大型企业推出了绿色采购政策，取得了较好成效。
深圳市绿色信贷政策执行以来，共对环境违法企业停止发放贷款4.4亿元。被停贷企业为争取恢复信贷评级，先后投入了近2000万元进行环境整治，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益。
为推动产业链的生态化和绿色化，我们充分发挥大型企业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带动作用。2006年组织13家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大型企业发布了绿色采购宣言；又与15家大型企业进一步签订了绿色采购合作协议。我们希望这种根据企业环保表现来决定采购对象及规模的模式，能加速推动和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不断改进工艺、改善设计、完善管理，使产品和服务符合可再生、可回收、低污染、低能耗的要求。
三、推行减排奖励措施，创新绿色财政核拨机制。近年来，我们以公用设施为重点，探索建立了绿色财政核拨机制。我们制定了《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建立使用油品含硫量与燃油补助挂钩的机制。为充分发挥政府奖励的激励作用，我们正在研究完善有关奖励政策，拟进一步加大减排奖励幅度，以进一步激励公用设施单位开展污染减排工作。
在推行环境经济政策的工作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环境竞争力是今后城市竞争的关键要素之一，因此建立可持续的绿色经济体系关系到一个城市发展的未来。
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正当其时(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别涛)
近年来，全国相继发生一系列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并造成重大损失。鉴于我国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的趋势，建立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势在必行。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质上是一种赔偿污染损害的财务保障机制。通过众多排污单位分别缴纳的污染责任保险费，积少成多，用以补偿个别企业因为污染事故给少数人造成的损害，既可以使环境受害者获得应有的损害赔偿，也可以将单个污染企业的环境污染责任分散化，还可以使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有所减轻，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就曾指出，我国责任保险发展明显滞后，业务量仅占产险业务的4％左右，而这一比例在欧盟为30％左右，美国则高达45％。加快责任保险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已刻不容缓。针对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事故现状，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环保局副局长陈万志和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城环学院教授郑泽根也提出，由于布局性的环境隐患和结构性的环境风险，我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突发性环境事件的高发态势仍将继续存在，应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经验，建立环境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并对石油、化工等行业高度危险、有毒或废弃物处置的企业实行强制保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保控股公司总经理唐运祥建议，国家应尽快制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确立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明确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原则、主体、范围、标准、举证责任和请求权时效等。
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由保险公司和当地环保部门合作推出了污染责任保险。辽宁省大连市是最早开展此项业务的城市，1991年正式运作。后来，沈阳、长春和吉林等地也相继开展。总体而言，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情况并不理想，有的城市因无企业投保，已处于停顿状态。
究其原因，一是保险的赔付率过低，而保费却过高。如大连市1991年~1995年的赔付率只有5.7％，沈阳市1993年~1995年的赔付率为零，远远低于国内其他险种50％左右的赔付率，更是低于国外保险业70％~80％的赔付率。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是按行业划分的，最低费率为2.2％，最高为8％，较其他险种只有千分之几的费率相比，要高出好几倍。在赔付率很低的情况下，坚持高保险费率不做调整，就会影响企业投保的积极性。
二是我国的环保法规不够健全，执法也不严格，对排污者客观上形不成压力。据权威部门估算，我国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达1200亿元，而实际赔偿数额却少得可怜，绝大部分损失由受害者、国家、社会来承担。对这种“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不合理局面，必须通过创新机制、完善法制尽快改变。
培育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 胡新欣)
如果把软实力、软管理或硬管理做一个分解的话，我们认为整个20世纪工业文明的发展培育了企业硬管理的一套模式。但是从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管理科学里一些固定的传统的提法遇到了挑战，一些新的情况出现了。比如说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
我请教过很多的专家，问他们在管理科学里教MBA的时候，管理科学里的社会责任是不是作为必修课？他们说不是，说他们有一个选修课叫企业伦理，里面也谈到社会责任，但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课程。但是，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社会责任已经变成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我们不能不面对，我们没有办法逃避。在管理学上是不是要重新考虑它的内容？是不是要列入到必要的考虑范畴。
以硬实力成为现有的商业游戏规则的强者是不够的，一个好的企业决策人必须时刻想到未来5年、10年、20年新的商业游戏规则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很多优秀的企业是现在市场的领跑者，但是有这个还不够，还应该有企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远见及行动能力。这种决定未来的概念和思路必须在企业决策人的脑子里牢牢地扎根，不是看过去的5年、10年，而是看未来。
硬实力表现为经济组织的获利能力，那么软实力就是作为企业公民或是社会公民的社会声誉。
我们的企业对责任的问题还处在一个似乎可做可不做的选择状态。我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有3个问题必须搞清楚:第一，企业的责任到底是可以选择的还是强制性的，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路走，不承担社会责任的话我们别的路能不能走通。能走通也许就有企业逃避社会责任，走不通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的经营战略、经营模式怎么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要被动地把社会责任当作一种支出、一种成本，而是融合它，让它好好为企业发展战略服务。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核心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企业还没有这样的本事去融合它。
企业社会到底在实行什么标准？企业社会标准现在有很多版本，有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一套标准，有国际标准组织的一套ISO28000标准，我们国内也有一套标准，美国有一家标准公司自己也推出了一套标准SA8000。这些标准在中国的土地上怎么落地，中国的企业该怎么选择，这确实是一个难点。但是我们不能不去执行，我们总是要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广，把一些适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企业情况的标准制度化、强制化。
企业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归根到底就是企业的声誉问题、品牌问题、后续发展能力问题、可持续发展能力问题。
环境经济政策要强调制度保障(北京大学环境与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世秋)
既然节约能源可以为大家节省许多成本，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环境污染或者浪费，那么为什么中国依然是全球能源消耗强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其实，除了技术的原因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长期以来实行资源低价的政策。这也是我们探讨环境经济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和起点。
环境或者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最基本的原则需要恪守。第一是保护、恢复和建设者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受益。第二是使用者、利用环境的人需要支付必要的成本。第三是破坏者需要对造成的破坏进行补偿。
环境政策单纯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恐怕是不够的。无论是公众还是企业，他们需要一种灵活性的政策，而不是你告诉他必须或只能怎么做。中国经济的不均衡特征比任何一个国家、区域都更加严重，这种不平衡包括区域、产业、社会群体、城市和乡村的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出现的危险就是污染的转移和迁移。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就环境谈环境、就经济谈经济、就中国问题谈中国问题似乎都不够。
怎样从追求GDP到实现绿色经济？一是我们现有的经济制度、环境管理制度能帮助实现经济绿化吗？二是资源低价和无价的状态一定会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三是绿色经济目前是在一定程度上有竞争优势，还是因为某些价格因素的导引，或者政策的不能有效执行，使得它反而具有了竞争性劣势。中国环境政策和很多与环境、资源相关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往往体现出一个特征，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我想中国未来环境经济政策的改革，包括对珠三角和深圳而言，很重要的是一定要强调制度保障，这种制度保障的目标不是一个环境管理目标的实现，不是总量控制多少，首先是要使得绿色经济有竞争性，一定要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出现。推进环境经济政策，最核心的就是要有适宜的价格，而这个价格不仅仅反映企业的生产成本，还要反映资源的成本和环境的成本。
目前是一个最适合环境、资源相关价格改革的时期。第一，通过税收的方式，降低所得税，增加资源和环境税，恰巧能够抵御CPI的影响，使得那些注重环保的公司有更好的发展。第二，政策是要新和全，还是要有效？回答一定是有效。第三，大家都在关注资源提价以后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是否造成了影响。我认为，资源不提价对贫困人口造成的影响更大；资源价格的调整可以通过合理的定价政策使得贫困人口得到保护，比如说阶梯式的定价方式。
激励式措施强调政策的长效机制和长期效果，使得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相关的公共政策能真正从运动式转为常规化管理，最后到规范化管理，最终建立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市场。
应对气候变化应成企业战略一部分(香港汇丰银行亚太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副总裁 范坤明)
我们可以看到，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一个非常关键的挑战，是21世纪一个最大的挑战。我们必须针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的回应，并且所有企业也应该把应对气候变化变成企业战略的一部分。各种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文件已经告诉我们，现在气候变化让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公司整体运营成本。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对我们经济和利益的发展都会带来反面的效果。
我相信二氧化碳的排放必须降低18％，在2018年的时候必须减少18％。这些经济上可行的针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其实是存在的。我们也可以做好它。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到2050年，我们会花费掉5％~20％的GDP，这个数字对任何经济学专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学院、研究中心都已经在通过他们的调查结果表明，全球变暖的形势是越来越严峻了，特别是在中国我们也更加关注这一点。
其实气候变化代表的就是巨大的风险，但同时也代表了巨大的商机。低碳经济可以让我们更好地面对风险，同时又可以抓住商机。针对气候变化，银行应采取很多措施，控制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在企业层面，通过不同的社区实现建立碳中立银行的目标。在全球不同的市场也开始推进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一个地区或者市场。
低碳战略以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不会对经济产生任何影响，而且相反，它其实可以给投资者带来更高的效益，并且通过这样一种低碳战略，完全提高大家的利润和效益。因此，在一系列有关气候变化或绿色融资贷款的申请里面，应更加重视审批一些绿色的贷款申请。
那么，怎样来管理我们的低碳足迹呢？首先要解决直接的环境影响；第二是要购买一些可再生能源；第三是要抵消影响。
作为一个银行，关注可持续发展可以给公众一种形象，这就是银行获得的最大回报。另外一个大的回报是可以吸引越来越多的客户。作为银行家，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机会。2007年，在清洁能源的全球投资方面已经达到1770亿美元的投资额。在新的有关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方面，2007年新的投资则达到了 850亿美元。到2012年，全球的碳市场总值将达两万亿美元。
在发展可持续性的业务和项目的时候，其实是与不同行业的客户一起合作，来考虑不同行业的节能、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可行的方法。很多不同的项目可以帮助这些人进行绿色生产，同时又可以在家里面进行绿色生活。例如在智利、印度，采用风力发电的农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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