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不践行垃圾分类的行为是可耻的
在公众热切讨论垃圾分类之时，日本的例子一再被提及。凡在日本居住生活过的外国人，无不对其垃圾分类制度印象深刻。那是一项务须严肃应对的作业，丝毫不亚于养家糊口的工作。自己的工作，节奏有张有弛。松弛时候，不妨从容应对，大可不必较真。但兹事体大，如不严格照规程分类操作、按规定时间扔到指定地点的话，面临罚款事小，在以住宅团地为单位的区域社会，落下个“不履行垃圾分类”的名声，是非常不名誉的事情。在以每个个体基于社会通识之上的道德伦理约束为存在基础的所谓“耻感文化”共同体社会，没有比荣誉、面子更重要的了。
十二年前，我被当时就职的日企派往东京常驻，住在公司提供的“社宅”，公寓小区位于东京都内的某生活区，建在一个高坡上，绿树掩映，静谧优雅。入住头一天，作为公寓管理员的日本大婶交给我一打文件，并一一解释，基本上是各类契约文本，水、电、煤气等，有的让我签字。其中有一个A4大小的透明塑料压膜板，上面有文字说明和彩色漫画图示。大婶特别花10多分钟向我这个外国人详细说明其内容。原来这是一张垃圾分类操作规程：生活垃圾分几类、每一类包括哪些、废弃时的处理标准、各类垃圾的收集时间，包括违章操作的后果、罚则等等，可谓不厌其详。临走时，大婶带我来到团地一隅的垃圾间的门前，告知自动门号码锁的密码及哪一类垃圾该放的位置等要领。我以前多少也听说过日本垃圾分类的事，但没想到竟如此繁琐，繁琐到了不亚于一项正经工作的程度，天生惧怕事务性劳动的我不禁心生厌倦，对那张说明板的事也没太在意。好在那时单身，吃饭基本在外，生活垃圾的产出量有限。有时一周不扔垃圾，也没觉得有什么不便。但不久，麻烦还是来了。有时是扔的时间不对，垃圾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来。翌日下班回家，见门前搁着我的垃圾袋，门上贴张条子：“×××先生：此类垃圾按规定应于星期 ×的×点至×点做废弃处理，烦请届时再行处理为盼”云云，后面署管理员的名字。有时候，分类错误，被退回要求重新分类。神奇的是，管理员每次都能凭垃圾袋里的蛛丝马迹(诸如一个写有名址的信封等)，准确地锁定“犯罪嫌疑人”，迅速“完璧归赵”。
在一个绅士淑女的社会，文明既是一种现实的文化享受，也意味着某种“温柔的压力”。如是两三回，下次在超市再碰见正领着孩子购物的风姿绰约的大婶，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除了一个劲地赔不是外，心里琢磨着下次要给人家买点什么礼物“表示一下”——— 我真真感到不践行(或践行得不彻底)垃圾分类是可耻的。
于是我开始认真研究垃圾分类操作规程。原来一般家庭生活垃圾分6类：一般垃圾(菜叶、鸡骨、鱼刺等)、资源垃圾(瓶罐、金属、纸张等)、容器包装 (塑制饮料瓶等)、粗大垃圾(自行车、被卧、家具等)、再利用垃圾(家电等)及其它；收集时间，有的是每周3次，有的为1次，而有的则需电话预约；有的垃圾处理需向业者付费。举例说，譬如一盒吸过的香烟，当垃圾处理至少需要三个工序：透明塑膜为塑料垃圾，去掉塑膜的包装盒为纸张垃圾，而烟头则归入可燃垃圾。对老旧的家电产品，日本鼓励产品更新、再利用。但处理者需向回收业者支付再利用费和收集搬运费，方可按差价换新或做废弃处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迎来持续20年之久的经济高增长时期，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剧变，从大量生产，到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垃圾产出国，城市垃圾处理问题曾是一大难题。以东京都内为例，1971年，每天有5000辆以上的垃圾收集车经过市区，把7 成左右的生活垃圾运往江东区的垃圾处理厂，出口、填海、焚烧，引发了恶臭、蚊蝇丛生、交通阻塞和垃圾火灾等社会问题，一时间，日本列岛被称为“二噁英大国 ”。乃至美浓部知事任上，不得不打响一场旷日持久的“垃圾战争”。
痛定思痛，日本找到的应对城市垃圾问题的钥匙是垃圾分类制度。实施20年来，其实绩有目共睹：从“二噁英大国”成为“零垃圾国度”。而垃圾分类制度能被惊人彻底地实施，除立法要素外，与日本国民以不践行垃圾分类为耻的道德自我约束的确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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