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水污染治理关键在源头控制
问及中国流域治理的成功例子，复旦大学流域污染控制研究中心主任郑正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严格说起来，还真没有。”
一面是触目惊心的流域污染，一面是真金白银砸下去，却鲜有成效。郑正也是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湖泊主题专家组成员，他说，以城镇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为主的点源污染，和以农村生活和生产污水为主的面源污染，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难题。
尚无成功案例
2012年4月，国务院批复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规划范围包括松花江、淮河、海河、太湖等10 个流域，共涉及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54个市（州、盟），1578个县（市、区、旗）。同时，针对污染问题最为严重的10个流域，开展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落实到地方政府，通常的做法是加大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投入，或者关停一些重污染企业。但是，郑正认为，从流域治理来说，尚无成功案例。
以太湖为例，2007年蓝藻大暴发后，国务院牵头制定《太湖流域水环境治理的整体方案》，通过5年的治理，上海市水务局水资源管理处处长阮仁良说，“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水质得到极大改善。”但他也承认，水质的改善主要是湖体本身，整个流域的水质改善并不明显。整个太湖流域水功能达标率只有30%左右，尤其是省际来水，达标率只有20%左右。
“现在江浙来水还是比较差的，除个别功能区达标，很多还是 Ⅳ类、Ⅴ类甚至劣Ⅴ类水。”阮仁良告诉记者，江浙来水的污染负荷量跟上海本地的负荷量基本相当，也就是说，上海本地污染，只占到全部水污染的一半。
郑正认为，流域治理好比治病，首先要找病因，然后是针对性施治。在他看来，最大的“病因”在于污染源头难控制。这一点既体现在以城镇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为主的点源污染，又体现在以农村生活和生产污水为主的面源污染。目前，这两类污染源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难题。
点源污染时间和空间范围相对好确定，可以通过管道收集，实现集中处理。在国内流域治理中，控制点源污染一直走在前头。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排污管网和污水处理厂的建设。
近日国家发改委下发了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项目201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记者发现，各地区主要项目多集中于污水处理厂、管网建设等方面。
郑正说，目前城镇生产和生活污水的处理能力和产生能力之间越来越匹配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污染源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因为存在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博弈，点源污染控制也可能面临监管难题。”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朱青说。
近年来，工业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偷排”，部分城市污水处理厂“晒太阳”的情况屡有发生。而目前国内地表水治理技术比较流于表面。比如说，对水体的漂浮物以及底泥进行处理，或者施加化学药剂，短时间内把污染物絮凝，并在水体周边种植景观植物，进行生态美化，然后通过验收。但第二年，污染再次卷土重来。桑德环境(000826.SZ)环境事业部总经理蔡红向本报表示，其根本原因在于，分段治理时，上游的污染源并没有截断，污染物还在，每年投很多钱去治理，但治标不治本。
此外，目前很多河流和湖泊的补给中，来自降雨和地表径流的越来越少，而来自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排水越来越多。滇池水超过一半以上的补给，来自污水处理厂排出的中水。
昆明市环境科学研究院2011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滇池在正常高水位下，流域多年平均实有水资源量为5.3亿立方米，而与此同时，昆明主城8个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到一级A标准的尾水每年有3亿多吨用于城区入滇池河道的补给水源。
地表水是各种污水的受纳水体，但目前污水排放标准远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阮仁良说，国家对不同水的标准都是差一个数量级的。比如说，污水排放标准低于地表水标准，地表水标准低于饮用水标准。其原因，则是因为河道和河水本身具有一定的自净能力。但现在的问题是，“不同的污染物太多了，所以现在实行浓度控制和总量控制相结合。”阮仁良说。
除了标准问题，主观的人为因素也使得标准在执行中“猫腻”丛生。“现在有很多地方政府、一些科技人员、公司，常常想打擦边球，蒙混过关。”郑正说，很多地方政府为了GDP，招商引资中主动放松对企业的排污监控。
“有很多地方市长、书记，下命令让环保局长到省环保厅去，让批文能过关，不然别回来过年。”一位环保部门的官员也告诉记者。
面源污染难破题
相比于点源污染处理，来自农村生产和生活的面源污染，处理难度更大，且相对滞后。现有的调查统计可以发现，面源污染对流域污染物的贡献力，已经占到了一半以上。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年）》指出，2010年，规划区域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1431.2万吨，其中工业污染来源占11.8%，城镇生活污染来源占33.5%，农业面源污染来源占54.7%；氨氮排放量为136.1万吨，其中工业污染来源占10.2%，城镇生活污染来源占56.9%，农业面源污染来源占32.9%。
“就太湖流域来说，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自于种植业和养殖业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等化学品和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污水的排放。”朱青说，“虽然不同的机构对农业面源污染对整体面源污染的‘贡献率’的调查所得结论不一样，但大体的结果是维持在50%左右，有的甚至超过2/3。”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单位面积农药用量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此前，有环保组织做过一项《环境中的农药：中国典型集约化农区土壤、水体和大气农药残留状况调查》，该课题以山东和广东作为调查对象，共计55个土壤样品、42个水体样品，以及两地持续30天的空气样品，并对180种农药在这些样本中的残留进行了检测，发现所有土壤、水和空气样品中均含有百种以上农药。
此外，农民临水而居，排污管网覆盖率低，生活用水几乎放任自流，再加上畜禽、水产的养殖，农村污水几乎占到面源污染的80%以上。
阮仁良说，目前上海正在编制《初期雨水治理规划》以应对城市面源污染。“刚下雨的时候，雨水冲刷地表污染物，形成的污水污染负荷较高，我们把这部分雨水收集起来，送到污水处理厂，提高初期雨水的截留效果，不让它进入河道。”
郑正认为，因为难于收集，对付面源污染，更应当注重源头的控制。但现在，虽是“千军万马”，由于缺少清晰的战略和针对性好的技术，显得杂乱无章。
“从源头控制理论上可行的，实际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他说，比如政策管理方面，种田要精准施肥，根据不同地区的污染特性，化肥要有针对性，但这将涉及一个地区的多个部门，根据以往的经验，协同作战，往往非常艰难。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集中经营、规模经营程度不高，且种田的往往是留守老人，他们在体力、精力、文化知识方面，很难践行“精准施肥”的理念。而从技术层面，国内尚缺乏高效的脱氮除磷技术。因此，郑正说，从一定程度上说，面源污染是现阶段比点源污染更为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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