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治污应更多借助市场手段
在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开展监测的74个城市中，4月份京津冀及周边污染依然最重，邢台、唐山、天津、北京和廊坊等城市排名占据空气质量相对较差前10位。
京津冀地区治污控污的步伐也由此更加紧凑起来，北京市原定于今年年内实现调整退出300家污染企业的目标，将提前在今年10月底前实现。
在近日举办的“污染企业调整退出工作座谈会”上，北京市经信委主任张伯旭表示，将主要通过拆除污染生产设备、对主要污染生产环节进行停产、变更工商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迁出北京市等方式使这些污染企业不再具备落后产能生产能力。
此外，北京市已确定今年重点调整退出的12个工业污染行业：砖瓦、石灰、石材、沥青防水卷材、建筑陶瓷、平板玻璃、铸造、锻造、电镀、家具、涂料、印染。
“这一轮京津冀的合作应该是第三次合作，起因就是日益严重的雾霾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刘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08年奥运会期间对华北地区钢铁工业严格限制，对部分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进行了整改、停产、转移，但从奥运以后，又减少了对华北地区钢铁工业发展的限制，因而出现了报复性的反弹。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京、津、冀、晋、蒙、鲁6省(市、区)协同治污，在实施联防联控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这一模式却未能得以延续，也暴露出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制定方面仍然缺乏长远的规划。
调整退出应更多借助市场手段
为实现提前完成全年调整退出300家污染企业的目标，北京市将定期公布工业行业调整、生产工艺和设备退出指导目录，对目录范围内的企业，相关部门将不予审批扩大产能项目，不再提供新增授信支持，不再换发生产许可证等。
但单纯依赖传统的偏行政性的防控机制可能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受访专家普遍认为，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控治理需要更多借助市场的手段，引入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手段。
刘勇指出，应利用市场优胜劣汰的法则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对于环保优先的企业，提供政策性的优惠待遇，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手段增强全社会节能减排的动力。
在利用经济手段推动污染企业调整退出方面，京津冀地区已经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北京市制定出台了排污收费调整、京V油品优质优价、农村散煤整治财政补贴等诸多相关政策;天津市也制定并通过排污收费标准调整方案，大幅提高了排污收费标准。
据悉，北京市还将制定更为严格的行业排放标准，执行新的排污费收费标准，加大对污染企业排污费征收力度。执行污染行业和污染企业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差别水价，提高污染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推动污染企业加快调整退出。此外，北京市也正在尝试通过颁布调整退出奖励政策来调动企业调整退出的积极性。
刘勇建议，应继续探索和完善环境保护管理过程中的经济手段，积极推进污染物总量控制，用经济手段鼓励企业治理环境问题。
能源行业应承担起源头治理的责任
关于PM2.5的成分和来源，目前虽尚未有完全统一的研究结果，但现有研究结论的一个共同点是：源于煤炭和石油燃烧的颗粒物占PM2.5总量的2/3以上。因此，破解雾霾问题，最根本的是需要切实转变发展方式，能源的生产和使用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能源行业必须承担起源头治理的责任。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和环境保护部三部委近日联合发布《能源行业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指导能源行业承担源头治理和清洁能源保障供应的责任，其中在火电、石化、分散燃煤治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等方面对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提出了明确要求。
《工作方案》中要求，2017年底前，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和山东省现有炼化企业的燃煤设施，基本完成天然气替代或由周边电厂供汽供电;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基本建立以县(区)为单位的全密闭配煤中心、覆盖所有乡镇村的清洁煤供应网络，洁净煤使用率达到90%以上。
“这是基于未来战略考虑做出的能源政策的调整。”刘勇认为，今后应加快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从根本上改变京津冀地区的能源结构。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张琦表示，要想推动能源结构升级，以较低的消耗获得较大的效用，就要求较高的科技产品来替代原有的产品，产业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标准还要以技术创新为基础，国家也应加大在这方面的技术投入。
末端治理无效情况下应选择关停
北京市经信委主任张伯旭在座谈会上还表示，对部分污染企业将采取迁出北京市的方式使其停止污染。
将部分污染企业迁到外地，是否会对迁入地带来新的环境污染呢?张伯旭表示，可以打消这样的顾虑。“所有北京市调整退出的污染企业，绝不能带着污染迁到外地。”
据介绍，这些企业将在产业升级、产品结构调整的基础上与周边城市进行合作和对接。目前，北京市工业企业已在河北固安、天津宝坻、内蒙古乌兰察布等多个周边城市展开了产业对接。
尽管如此，涉及到企业转移和产业布局，各地也有着各自的利益权衡。河北廊坊市市长就曾表示“北京不要的低端污染产业，廊坊也不能要”。
基于地缘、社会关系等多种因素推动，河北等地天然成为京津两市产业转移的最大接纳方，也多集中于资源消耗高、污染成本高的产业，为地方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节能减排增添了新的压力。
如何破解横亘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之间庞大的利益和体制鸿沟，也是目前亟待各方深入探讨的问题。
虽然大气污染控制区内的各行政区以及各类主体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负有共同的责任，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容量不同，所处污染接收与输出的地位也不一样。
张琦认为，这些工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挥而就，建立利益补偿机制是有必要的，“如果没有利益补偿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各省市很难实现长期稳定的合作。”
刘勇建议，在末端治理控制不了的情况下，最后一招就是关停。“河北的情况就很典型，有些企业通过烟尘处理等设备可以达标，而有些企业即使上了污染处理设备，也无法达标。对于这些企业就要进行淘汰、关停，这样才可能真正通过联防达到目的。”
刘勇表示，化工、建材等是产生污染物的主要产业，如果能够对上述产业，特别是其中效益差、能耗、物耗高和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调整，采取关、停、并、转等手段降低其比重将是最理想的控制污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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