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垃圾回收产业困境与希望
巴西模式
“在垃圾处理问题上，你们千万不要照搬欧洲模式。”瑞典包装业巨头利乐公司中国分公司副总裁杨斌女士在访问欧洲时，欧洲同行对她说，“欧盟东扩时东欧国家照搬西欧模式，由政府投资建设现代化垃圾分选设备，其结果就是政府和拾荒者抢垃圾，白天清洁工锁上垃圾箱，晚上拾荒者再把它砸开。东欧有很多穷人，他们以捡垃圾为生已经很多年了，没了垃圾就找不到工作。”
作为专门负责企业形象传播的副总裁，杨斌女士十分重视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问题，曾经去巴西考察过当地的垃圾处理模式。巴西和中国一样，老百姓的垃圾分类意识不高，但却有着一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于是，巴西政府针对本国的现状，采取了一种变通方式，并不要求居民对生活垃圾实行细致分类，而是只要求他们把垃圾分成干和湿两种。居民倾倒湿垃圾需要按照重量向政府交费，干垃圾则免费。湿垃圾由政府部门负责处理，或堆肥或填埋，干垃圾则交给拾荒者合作社，让他们负责分类收集。
拾荒者合作社并不完全是自负盈亏的企业，而是得到了政府、企业和NGO的大力扶持。巴西政府在城市中专门拨出一块地供合作社使用，企业和NGO负责提供核心设备(主要是分选流水线和打包机)和管理指导。垃圾由传送带运进分拣车间，工人们分别站在流水线两旁进行人工分选。因为都是干垃圾，分拣起来不是太脏，分选速度也许没有机械化分选快，但准确性很高。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节省了大量投资，也解决了劳动力就业问题。
“这些拾荒者都被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每个人都有社保和医疗保险。”杨斌对本刊记者说，“这个工作对身体的要求不高，甚至还解决了残疾人的就业问题。”
目前巴西全国一共有435个合作社，一共创造了50多万个就业机会。合作社成员的人平均月收入为270美元，达到巴西最低收入水平的两倍多。更重要的是，合作社工作人员的社会归属感很强，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并对社会也有贡献，从而减少了不安定因素，促进了社会和谐。
200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巴西的资源回收利用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纸板的回收率为79%，纸是33%，塑料是16.5%，PET树脂是48%，均大大超过了中国的平均水平。
据统计，目前全中国有230万拾荒者，分布在660个城市里，光是北京市就有17万人依靠拣垃圾为生。如果能想办法利用这些人的能力，兴利除弊，应该可以更加有效地解决城市垃圾问题，促进可再生产业的发展，节约宝贵的自然资源。
垃圾回收产业的困境与希望
废电池和无菌常温包装盒，是垃圾回收利用过程中的两个难题。这两个行业的现状，分别代表了垃圾回收产业的困境与希望。
废电池的困境
废电池的回收利用，在中国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被称为废电池大王的北京商人王自新，是这一过程最好的见证人。
因为担心废电池中的汞污染环境，中国政府从1997年开始大规模提倡回收废电池。医生出身的王自新从1999年开始关注电池回收产业，与北京科技大学合作，在河北省投资建设了一家湿法电解回收废电池的工厂，但因为没法解决污水问题，被媒体曝光，项目也被迫暂停。
2002年7月，清华大学聂永丰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认识废电池对环境的影响》的文章，指出普通电池中的汞含量较低或不含汞，且消费群体分散，随生活垃圾填埋不会造成污染。集中回收后，如果处理不善，反而容易造成局部地区的汞污染。他提出了“强制禁汞、谨慎收集、回收利用”的方针，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允许财政对利用废电池的企业进行补贴，只能坚持企业自愿的原则。如企业具备技术、经营能力，或者从公益事业的角度考虑，即使亏本也愿意干，也可以开展这方面的业务”。
国家环保总局认可了这个提法，于2003年出台了新的废电池回收管理办法，不再鼓励回收低汞无汞的干电池。2004年全国开展大规模整治环境运动，第一枪打死的就是王自新的工厂。一夜间，王自新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不久前，本刊记者在位于北京大兴县魏善庄的一间农家小院里找到了王自新，原来他并没有放弃这项事业，而是通过自己的研究，结合国外先进技术，发明了一套真空加高温的新式处理技术。他东拼西凑了15万元，建造了一个小型中试设备，做了5个批次试验，证明此法有效。但要想建设一条大规模生产线，至少需要投资300万元。王自新拿不出这笔钱，只好四处求助，但至今没有任何希望。如今这台命名为“先锋”的中试设备安静地躺在小院里，零部件已经开始生锈了。
“如果采用我这个技术，即使所有废电池都是无成本进厂，处理1吨电池的利润也只有400元，平均每个电池6厘。如果再加上运费，就只能保本了，因此没人愿意投资。”王自新告诉本刊记者。
王自新想过申请环保基金，但所有这类基金都要求申请人先成立一个注册资金100万元的公司，王自新拿不出这100万元。
去年，日本三洋电机株式会社赞助了他17万元，他用这笔钱在魏善庄租了3亩地，把几间鸽子房改建成了废电池存储仓库。但这明显是权宜之计，王自新还在期盼着何时能从天上掉下来300万元，好让他把这个想象中的工厂建起来。问题在于，他总想一步到位，不肯与别人合作。这样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环保方式，在今天的社会里肯定是行不通的。
利乐包的希望
利乐包的回收利用，同样曾经是垃圾回收领域的难题。
像利乐包这类牛奶饮料盒(或者叫做复合软包装)通常含有75%左右的纸，其余是塑料和铝膜，无法直接被打成纯纸浆。以前人们不知道，经常把这种纸包装混在废纸中运进废纸处理厂，但普通纸厂没法完全处理，还得再拣出来扔掉。有人看中了利乐包的材质，把它压缩成塑木材料，代替一部分木板的功能。但是这样做改变了原材料的功能，附加值很低，回收价格一直高不上去。中国的利乐包回收率一直在10%左右徘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欧洲水平的1/3。
“利乐的原则是哪来的回哪去，从资源回到资源。”利乐中国的副总裁杨斌对本刊记者说，“如果能把纸、塑料和铝单独分出来进行再循环，资源利用率才能达到最大化。”
说起来，这项技术并不复杂，只需要建设一台水力碎浆机和一套铝塑分离设备，把提取纸浆后的铝塑筛渣进行再分离。这种处理工艺经过技术论证和生产实践，整个过程不产生二次污染，完全符合环保要求。但产品的性质决定了这只能由小厂来做，而中国政府出于环保的考虑，不鼓励新建小型造纸厂，现有的造纸厂又都喜欢用美国进口废纸——比国内废纸好用。
“美国把废纸分成了56类，而且非常干净，不需清洗，用起来很省心。”北京市鑫宏鹏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振齐对本刊记者说，“而且美国人不卖废纸，运费是唯一的成本，因此用美国废纸比用国产废纸更划算。”
经济危机爆发后，油价大跌，美废的成本也随着下跌，对国内的废品收购业冲击很大。“我们都喜欢说废品浑身都是宝，但我觉得需要改变思路，废品在没有被利用之前，只是废品。”郭经理说，“我国的废品回收加工行业利润很薄，如果废品收集能像国外那样免费，这项产业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
正因为无利可图，过去国内没人愿意回收利乐包，眼看着来自北欧等地的优质长纤维被送进了填埋场，或者被当成燃料烧掉了。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大幅度提升，作为复合纸包装的主要生产厂家之一的利乐公司感到了压力。于是，他们决定主动出击，寻找可以与之合作的小型造纸厂，在技术和资金上予以扶持，争取把利乐包的循环利用做起来。
“我们的策略是先迈后腿，把废弃利乐包的加工产业做大，然后再迈前腿，利用市场的力量促进利乐包的回收。”利乐公司在全国各地寻找愿意合作的造纸厂，把水力碎浆机借给对方使用，并帮助他们打开产销渠道，扩大利乐包收集网络，力争最终做到自负盈亏。
鑫宏鹏纸业有限公司就是利乐在北京的合作者。日前本刊记者专程前往位于房山区的工厂，只见厂房外堆满了收集来的利乐包装盒。
“我们厂只有一条旧的生产线，每个月只能处理100吨左右，处于吃不了的阶段。”厂长程东海介绍说，“目前我们收集来的利乐包70%来自食品加工厂的废料，只有30%是社会上收集来的。我们的目标是再建一条更大的生产线，把处理能力提高到每月700吨、每年1万吨的水平。到那时我们就会变成吃不饱的状态，就得主动出击，到社会上去收购了。”
因为利乐包的纸浆好，这个厂生产的牛皮纸几乎和原生木浆纸没有区别，不是行家根本看不出来，平均每吨能卖到4500元左右。另外，从包装盒中提取出来的塑料每吨能卖3000元，铝粉每吨也能卖8000元。有了利润保证，造纸厂便可以出高价收购利乐包装，用价格杠杆刺激回收。目前每吨利乐包的收购价格已经达到了900元左右，比普通纸板贵100元。如果加上运费的话，综合成本大约为每吨1200元，原材料成本占到工厂总成本的1/3。
“不管怎样，我们的收购范围只能局限在华北地区，因此不太可能做大，年产值最多也就是2000万元左右。”郭振齐经理对本刊记者说，“这个行业风险很高，去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纸张收购价降了1000元，一下子就把利润空间挤没了。因此我们希望国家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扶持，帮助我们把这项利国利民的事业开展下去。”
“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其他行业一起参与环保事业。”杨斌对本刊记者说，“只有各个行业都行动起来，通过行业协会的带动，建立一条废品回收利用的可持续的产业链，我国的环保事业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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