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加：垃圾如何负增长？ 奖励不能完全代替处罚
近日，环保部发布《2016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246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超过1.8亿吨，其中北京更以近800万吨的生活垃圾产量居首，平均到每天近2.17万吨。
而在北京市人大代表、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看来，现实比数据还要严峻。“农村没算，10万人口以上的中心镇也没算。”这位研究中国垃圾问题长达30年的专家，67岁依然在科普、调研的道路上奔忙。
做好垃圾管理人口增加也能实现垃圾负增长
“从古至今，没人能说自己不排放垃圾。”一落座，王维平便严肃地强调，看似“上不了台面”的垃圾问题，实则庞大而复杂，是“一个城市和国家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
目前评价城市垃圾管理水平高低的第一指标，就是看垃圾产生量正增长还是负增长。伴随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垃圾的增长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但王维平认为，二者之间其实并没有直接关系。“上世纪80年代的东京，人口增加的同时却实现了垃圾负增长。”
在我国，垃圾产生量为何逐年攀升呢?王维平扳着手指解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垃圾管理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产业化、社会化”等五个原则，力求从源头减少垃圾的“减量化”与“资源化”排在最前面。
然而，最为“治本”的措施做起来却不太容易。王维平坦言，达到“无害化”，投入资金就行。“北京建了25个处理厂，都是国家标准，而且由城市管理委员会一个部门管。”但减量化资源化的六项主要措施——限制包装、净菜进城、旧货交易、废品回收、垃圾分类、不剩餐，可要由好几个部门管了，并且难度都不小。
例如，“限制包装”归商务部管，我国又没有如国外般详尽的包装法，过度包装便难以根绝。“月饼、西洋参那么一大盒，打开就几块、几片。包装最终都变成了垃圾，都要处理。”
“净菜进城”这一项，则归农业部门管。因与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有一定距离，又缺乏行业标准，推行起来也颇为不易。王维平算过一笔账，从产地运送带土带根的“毛菜”，到居民手中经过择菜洗菜，每300吨蔬菜会产生60吨废料，实际上五分之一的运力在运“垃圾”。
“商业环节太多，增加成本、增加运输量，也导致交通拥堵。”王维平介绍，国外在田间地头就将菜洗净择好，直接送入超市，菜根菜叶就地还田。当然，小规模的净菜价格可能会贵，但如果农超对接真正实行，成本自然会降低。
以法律为支撑“拾荒大军”开始转型
相对而言，减量化资源化的各项措施中，“废品回收”更早进入公众视野。摄影师王久良自2008年起开始关注北京周边垃圾污染状况，制作了一部名为《垃圾围城》的纪录片，呈现出的图景令人触目惊心。
事实上，远在纪录片拍摄之前，北京便已经历过“垃圾围城”。王维平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期，简单的填埋方式导致北京环带区垃圾成堆，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多达4700余个。伴随经济发展，这些垃圾开始“肥”了。里面的塑料、胶皮、玻璃等，吸引了来自四川、河南等地生活困窘的人们的注意。
此前，北京并没有成规模的“拾荒大军”。1987年，两名四川人辗转找到在北京环境卫生研究所工作、负责管理垃圾场的王维平，他给这些外乡人开了进场条子，进场捡垃圾的拾荒者很快形成数千人的规模。王维平甚至还为他们分了玻璃、金属、胶皮等各个组别，捡完后运到专门的交易地点转卖到河北。玻璃运到邯郸、金属运到霸州……在各地的小加工厂进行再加工。“垃圾围城”在这条产业链中得以消弭，拾荒者们每人每月还能赚到上千元利润。
王维平介绍，在“拾荒大军”鼎盛时期，一年运出的废物为700万吨，北京市一年进处理厂过磅的垃圾也是700万吨。不但解决十几万人的生存问题，还给政府节省7亿-10亿的处理费。“如果没有这支队伍，那垃圾总量就是1400万吨。我们的处理收集运输能力早就不堪重负了。”
近日，环保部发布《2016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246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超过1.8亿吨，其中北京更以近800万吨的生活垃圾产量居首，平均到每天近2.17万吨。
而在北京市人大代表、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看来，现实比数据还要严峻。“农村没算，10万人口以上的中心镇也没算。”这位研究中国垃圾问题长达30年的专家，67岁依然在科普、调研的道路上奔忙。
做好垃圾管理人口增加也能实现垃圾负增长
“从古至今，没人能说自己不排放垃圾。”一落座，王维平便严肃地强调，看似“上不了台面”的垃圾问题，实则庞大而复杂，是“一个城市和国家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
目前评价城市垃圾管理水平高低的第一指标，就是看垃圾产生量正增长还是负增长。伴随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垃圾的增长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但王维平认为，二者之间其实并没有直接关系。“上世纪80年代的东京，人口增加的同时却实现了垃圾负增长。”
在我国，垃圾产生量为何逐年攀升呢?王维平扳着手指解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垃圾管理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产业化、社会化”等五个原则，力求从源头减少垃圾的“减量化”与“资源化”排在最前面。
然而，最为“治本”的措施做起来却不太容易。王维平坦言，达到“无害化”，投入资金就行。“北京建了25个处理厂，都是国家标准，而且由城市管理委员会一个部门管。”但减量化资源化的六项主要措施——限制包装、净菜进城、旧货交易、废品回收、垃圾分类、不剩餐，可要由好几个部门管了，并且难度都不小。
例如，“限制包装”归商务部管，我国又没有如国外般详尽的包装法，过度包装便难以根绝。“月饼、西洋参那么一大盒，打开就几块、几片。包装最终都变成了垃圾，都要处理。”
“净菜进城”这一项，则归农业部门管。因与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有一定距离，又缺乏行业标准，推行起来也颇为不易。王维平算过一笔账，从产地运送带土带根的“毛菜”，到居民手中经过择菜洗菜，每300吨蔬菜会产生60吨废料，实际上五分之一的运力在运“垃圾”。
“商业环节太多，增加成本、增加运输量，也导致交通拥堵。”王维平介绍，国外在田间地头就将菜洗净择好，直接送入超市，菜根菜叶就地还田。当然，小规模的净菜价格可能会贵，但如果农超对接真正实行，成本自然会降低。
以法律为支撑“拾荒大军”开始转型
相对而言，减量化资源化的各项措施中，“废品回收”更早进入公众视野。摄影师王久良自2008年起开始关注北京周边垃圾污染状况，制作了一部名为《垃圾围城》的纪录片，呈现出的图景令人触目惊心。
事实上，远在纪录片拍摄之前，北京便已经历过“垃圾围城”。王维平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期，简单的填埋方式导致北京环带区垃圾成堆，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多达4700余个。伴随经济发展，这些垃圾开始“肥”了。里面的塑料、胶皮、玻璃等，吸引了来自四川、河南等地生活困窘的人们的注意。
此前，北京并没有成规模的“拾荒大军”。1987年，两名四川人辗转找到在北京环境卫生研究所工作、负责管理垃圾场的王维平，他给这些外乡人开了进场条子，进场捡垃圾的拾荒者很快形成数千人的规模。王维平甚至还为他们分了玻璃、金属、胶皮等各个组别，捡完后运到专门的交易地点转卖到河北。玻璃运到邯郸、金属运到霸州……在各地的小加工厂进行再加工。“垃圾围城”在这条产业链中得以消弭，拾荒者们每人每月还能赚到上千元利润。
王维平介绍，在“拾荒大军”鼎盛时期，一年运出的废物为700万吨，北京市一年进处理厂过磅的垃圾也是700万吨。不但解决十几万人的生存问题，还给政府节省7亿-10亿的处理费。“如果没有这支队伍，那垃圾总量就是1400万吨。我们的处理收集运输能力早就不堪重负了。”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添加“谷腾环保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