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求水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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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铃岩村第6组组长李洪指着福临养殖有限公司的排污口，一脸凝重。上方白色建筑就是猪舍。张春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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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法稳介绍了我国畜禽养殖污染相关情况和解决模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白县径口畜禽开发公司带动本村养殖场户发展“猪沼肥草猪”农牧循环种养结合生态产业，实现粪污就地就近无害化、资源化，不仅解决了原先令人头疼的粪污直排问题，还大大增加了经济收益。公司负责人陈平笑呵呵地展示着甜象草青贮猪饲料说，用这个喂猪，每斤猪肉可降低成本2元，增加售价3元，每头猪可增加收入近千元。
赵娜孙浩供图
中国环境报记者张春燕童克难王珊
14年前，一座规模化养猪场的兴建和运行，成为下游村民饮水问题的分水岭。
打从养猪场在上游运行起来以后，李洪和周围71户村民就开始了和养猪场的各种“交锋”。战线从2004年至今，足足折腾了14年。饮水管架设了一茬又一茬，村民的诉求只有一个：还我干净的饮用水。
一夜之间死了2000尾鱼
李洪的家在大山深处，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水布垭镇铜铃岩村，离清江水布垭库区直线距离约两公里。清江水宁静开阔，为长江一级支流，古称夷水，因“水色清明十丈，人见其清澄”而得名。清江全长423公里，流域内山明水秀，两岸山峦叠翠，号称“八百里清江画廊”。铜铃岩村，就在清江以北的大山之中。
在养猪场运行前，李洪和村民们喝着山泉水。“没想到，养猪场建起来以后，我们喝的水还没有猪喝的干净。”
李洪口中的养猪场兴建于2002年，2004年底投产。当时，县里招商引资，把村子上游直线距离约1公里内的废弃水泥厂改为规模化养猪场——巴东县福源养殖有限公司（2015年底更名为巴东县福临养殖有限公司）。
关停水泥厂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引进养殖场也有另一层深意：巴东县是深度贫困县，扶贫攻坚任务重，规模化养殖场入驻或许能为周遭农民脱贫增收带来曙光。不过，曙光一直没见到。
李洪永远记得2006年的正月初一，他推开门到自家鱼塘里一看，大吃一惊：2000条长到三四斤重的鱼，一夜之间全死了。鱼塘里的水又脏又臭，“山上的养猪场排出来的粪污，把水塘里的水污染了。”李洪又急又气，“杀他们的心都有了”。
他一怒之下冲到山上的养猪场门口，养猪场大门紧闭。他徘徊着，盘算着，脑子里很乱，想着“如何讨个说法”。他喊了叫了，大门依然紧闭着。最终，没人出来交涉。“我真是该背适（编者注：指倒霉）。”李洪悲愤交加。
买一尾鱼花1块8毛，好不容易养到三四斤，一斤能卖3块钱，2000尾鱼就是6000斤。一夜之间，18000元打了水漂，还没地方说理去。新春佳节，眼看着邻家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李洪独自依在墙角抽闷烟。
从养猪场拉了一根直径15毫米的钢管
渐渐地，养猪场带来的水生态问题开始蔓延。
“2006年起，种田的时候怪事连连，以往能长1人多高的水稻，再也结不出果实了。田里臭气熏天，跑到小溪边一看，水里有米糊一样的东西，黑黑的一团。捞起来一看，那就是粪水啊，可以直接灌田了。”覃大姐的家与李洪家仅一路之隔，说起养猪场的影响，她愤愤不平。小女儿嫁到宜昌，生下小孙子后，都不愿回娘家来，“他们说太臭了”。
覃大姐把田里的变化归咎到养猪场的排污，她说村里已经不种水稻了，改种玉米，“米也要自己买了”。
猪场上游的8组、再下游的12组共300多人的饮用水，都受到影响。村民反映到镇政府、县政府，最后在村干部协调下和养猪场达成共识：从养猪场里接一根直径15毫米的钢管出来，作为新的饮用水水源。
“这根水管没用多久也不行了，大概两三个月就不用了。”12组的村民刘美权回忆说，“养猪场说自己也缺水，有时有水、有时没水，断断续续。”后来，刘美权家只好到附近约3公里的另一个水沟引水下来。
李洪的哥哥李阶认为有人把阀门关了：“那根水管接在养猪场冲洗猪圈的阀门上，本来承诺我们一定有水的，谁知道他们有时还是把阀门关了。没水的时候，我们只能又走几公里的山路到养猪场，找在里面打工的老乡，把阀门打开。”
村民始终认为，自己喝水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养猪场那方。“而养猪场很强势，就算去沟通，通常连门都进不去。”
可在福临养殖有限公司厂长王传国这里，他也一肚子苦水。“以前，村支书过来协调过，我们就把自己场区内的一口井全给村民用了。遇到枯水季，我们也要上山找水，根本没有什么阀门之说。”
被动的排污整改
2011年，为了解决村民饮水难问题，在村干部的协调下，村民做出妥协并和养猪场达成协议，从新的一根水管取水，村民又能喝上干净水了。
这是铜铃岩村饮水的第三根水管。
尽管这根水管取水口在别处，但中后段顺着村民的房屋延展下来，最终还是和开始那两根废弃的水管并排在一起。3根粗细不同的水管组合在一起，有的被泥土盖住，有的裸露着。公路一侧的沟壑内、村民屋后自建的蓄水库边，只要留心，都能见到这些水管。有的已经断了，不知下一段又从哪里冒出来。水管就像绳索，把村子、养猪场和大山捆绑在一起。
同样觉得委屈的，还有导致村民饮水难的“始作俑者”——巴东县福临养殖有限公司。“我们是外乡人，老家在福建，大老远到这里来投产养猪，钱没挣多少，麻烦不少，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老板娘林雪英50岁开外，身材瘦削，说到和村民的冲突，眼泪一下涌出来。“县环保局让我们整改，我们也改了啊。”
由于养猪场对下游村民造成的饮水影响，村民在2014年底又再次举报了养猪场。在巴东县环保局出具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巴环改字〔2015〕1号）里清楚地记录着：“县环保局于2015年1月14日对养猪场进行检查发现，公司污水处理站一级强化池管道堵塞，生猪养殖场区产生的污废水从污水处理站进水口排入环境。公司污水处理站人工湿地无湿地植物，人工湿地垫层内积淀大量污泥，失去人工湿地的污水处理作用。”
县环保局责令公司于2015年3月15日前改正上述环境问题。直到4月15日巴东县环保局再次到现场勘查发现，污水没有经过场外污水处理站，依然直排环境。场内的粪便、污水没有进行干湿分离。污水直排严重污染了环境。
同年5月12日，巴东县环保局污染源现场监察记录表上，反映出福源公司的整改进展。监察结论为，“公司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改，对场内废水增加了干湿分离机，对沉淀池进行了隔区，搭建了阴雨棚。场外污水处理站外排水不带干粪，但污水处理厌氧池内干粪需进一步清理，人工湿地内植物生长效果不好”。
“我们真的努力了”
2015年1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施行。
铜铃岩村村支书张自权的上任时间，也恰好是2015年初。“我一点都不喜欢养猪场。”午后两点，他刚结束一个会议，到办公室工位上坐下，打开方便面，开水刚倒下，面还没泡好，老百姓又上门来了。不用问，又是为“水”的问题。
“养猪场就像一枚定时炸弹。你说它能拉动就业，但实际上在里面打工的也没几个人。你说它能给当地政府带来多大的税收收益，但国家又对生猪养殖有补贴。总之，老百姓天天找我要水。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张自权皱着眉头说。
成为众矢之的的福临养殖有限公司却认为，“我们一直在努力”。
“2015年，（环保的）事就来了。我们按照县环保局的要求建了厌氧池、人工湿地。但不知道为什么，粪排放进去，却消化不了。”王传国认为是排污设备设计之初，把生猪的出栏量考虑太少的缘故。“规划的时候按照1500头猪规划，实际最多时每月出栏的猪有3000多头。”
而县环保局不认同。“厌氧池是国家帮扶建设的项目，建成交付给业主单位以后，本应该由业主自身加强污水处理设施管理。加强干湿分离处理后才能排入厂区内污水处理站。”
王传国特别留心过当前畜禽养殖资源化利用的新技术，也曾经给老板林某建议过，可以考虑使用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发酵床。
也有发酵床公司的技术人员到现场来考察过。一看是废旧的水泥厂改建的猪场，连连摇头。由水泥厂改建的猪场，每一个猪舍单元的长宽不规范。公司给出50万元的报价。但由于厂区不规范，需要大规模地重建猪舍和配套设施，测算下来约要投入500万元。
“光是发酵床的菌种培养，一年就要几十万。”王传国说。“据说发酵床冬天还用不了，那我的污水又怎么排？”老板娘反问。
后来，王传国又专门去了解了粪污零排放设备的投入，“成本太高”。再后来，寻求资源化利用的道路就不了了之。
当然，养猪场日常上千头猪的粪污也要解决。厂里最常见的做法是，雇了8个工人每天来捡拾干粪。“50~60斤能装满一包。每人一天能捡出5包来。8个人一天可以捡2.5吨~3吨左右，然后再卖给村民。”王传国解释说。
“定时炸弹”终于炸了
2018年9月29日下午，李洪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是村支书熟悉的嗓音：“养猪场直接负责人林某被抓了。”那一瞬间，李洪不知道怎样形容心中的感受，百感交集。倒是覃大姐心直口快：“高兴，我是真高兴。”
如同村支书张自权预感的那样，这颗“定时炸弹”在2018年的5月彻底炸掉了。
一天，李洪从第3根水管里接出水来，茶色的水质一下子点燃了他敏感的神经。和养猪场“斗智斗勇”多年，他早就练就了通过肉眼判断水质是否被污染了的技能。这不正常的茶色提示他，“水又被污染了”。
环保部门现场检查印证了李洪的判断：厂区墙角外的水泥排水沟末端有养殖废弃物外溢痕迹，下方农田内流淌有大量养殖废弃物，延绵至场区东侧的将军山溪水沟。巴东县环境监测站对养殖场废水排口出水进行了监测取样，并出具监测报告显示，出水水质超过《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县环保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拟作出“责令停产整治”的决定。8月26日、9月18日，县环保局又到现场督办，福临公司拒不执行，也没有停止违法排污行为。
同时，巴东县环保局现场检查又发现新情况，勘查发现养殖区有一个未完工的建筑房区，里面挖有几处深坑，存有大量的废弃物。福临养殖有限公司承认，这是他们放置的，打算把猪粪放里面晒干后运走。
巴东县环保局认为，在现场督办中发现场区内挖有新的深坑和渗坑，“性质较为恶劣，属于逃避监管”，并依法将案件移交给公安机关。
相关知情人说，巴东县地处湖北西陲，喀斯特地貌特征明显。地下岩洞的岩石具有一定的孔隙和裂隙，而一旦污水渗透入岩石的空隙中，就会在地下管道里横冲直撞。
也就是说，村民赖以生存的第三根饮水管又不能饮用了。
“这次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啊……”10月10日，老板娘在老板被行政拘留的第10天前去探视。回到养殖场内眼睛红肿，时而背过身去嘤嘤地抽泣。
覃大姐却依然不解气：“我们现在没水喝了，每天都要用麻木摩托（当地改装后的三轮车）到附近几公里外运水喝。”李洪点头，并指着自家一次能装200斤的胶质袋说：“我们可以自己担水喝，村里那些留守的老年人怎么办呢？”
当“钱袋子”VS“菜篮子”
“养猪伤透了心。”福临养猪场老板娘说，“就算政府不关停，我们也不想养了。”
福临养猪场直线距离两公里开外，就是清江风景区。作为国家生态功能区，巴东县“关停并转”了一批工业企业，为的就是守好一江清水。但同时，巴东县仍是深度贫困县。
“我们当地政府也在开动脑筋，瞄准贫困户，探索既能保护生态又能让老百姓增收、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巴东县委相关人士说。
客观事实也一目了然。对当地老百姓来说，要深度脱贫离不开两条路，一是外出打工，二是发展养殖业。留在农村的老百姓大多选择生猪养殖这条路。
养猪能脱贫吗？以饲养20头母猪的猪场计算，一头母猪一年可以产2.2胎，每窝生产约10头小猪，一头母猪一年可以出栏20头育肥猪。每头肥猪可以赚到350元~500元。20头母猪一年可以出栏400头育肥猪，基本上能赚到14万元以上。巴东县野三关镇一家贫困户从事生猪养殖，1年后赚了20万元。同时粪污还田，养殖和周边农户种养结合也得当。
俗话说，“民以食为安，猪粮安天下”。猪肉是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的必需品，其价格的浮动直接影响着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可以称为养殖户的“钱袋子”，老百姓的“菜篮子”。
同时，生猪行业却深受“猪周期”困：猪肉价格上涨会刺激农民积极性造成供给增加，供给增加造成肉价下跌，肉价下跌打击了农民积极性造成供给短缺，供给短缺又使得肉价上涨，周而复始。
这一经济现象背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生猪行业规模化养殖的占比相对较小。国外经验表明，当规模化养殖占比越高，猪肉价格就会趋于稳定，产业风险也将可控。作为调控“猪周期”的重要手段，规模化、标准化养猪将成为稳定猪肉价格的有力探索。
“近年来，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提升比较快，但比重仍偏低，规模化占比还不到一半，2016年才到45%。”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祖力表示。
国家鼓励规模化养殖，但如前文所述，当养殖和环境产生矛盾时，在“钱袋子”和“菜篮子”中该如何抉择呢？
除了关停
还有别的办法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法稳介绍说，近年来，我国畜禽养殖总量不断上升，2016年大牲畜年底存栏头数为11906.41万头，产生大约30亿吨畜禽粪便。“这些畜禽粪尿资源化利用还没有找到有效途径，导致畜禽粪尿污染严重。同时，由于畜禽粪尿处理率较低，大部分进入环境，造成环境污染。”
一方面是让百姓增收的畜禽养殖产业，另一方面是亟待保护的生态环境，两者能否兼顾？其实，铜铃岩村村支书张自权一直有他的思考。他曾和养猪场老板沟通并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比如建造沼气池，把产生的废弃物循环利用起来，输送沼气给村民用。他还想“借助精准扶贫的路线，让老百姓共同致富”，“如通过养殖大户和村民进行利益捆绑的模式，养殖场作为技术指导，指导农户养猪”，但因为种种原因，想法没能最终落地。
在于法稳看来，这些设想其实已有成功案例。另外，畜禽养殖大户也可以和当地农民建立互惠互利的模式，于法稳把它称为利益联合体：“通过村集体成立一个合作社，村集体和公司共同经营。在新型合作社经营下，集体经济抗风险能力强，也能实现农民增收。”
于法稳以山东栖霞苹果生产举例，当地村子就是采用上述合作模式，在畜禽粪便等有机肥资源丰富的区域，鼓励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社集中积造利用堆肥，削减养殖场产生的粪污。
事实上，从全国情况来看，畜禽养殖业资源化利用已有成熟的模式。根据农业部畜牧业司2017年的相关统计，我国目前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上主要有7种典型模式，分别是粪污全量收集还田利用模式、粪污专业化能源利用模式、固体粪便堆肥利用模式、异位发酵床模式、粪便垫料回用模式、污水肥料化利用模式、污水达标排放模式。
不少养殖场户粪污管理水平低，也没有找到低成本治理粪污和“有利可图”的资源化途径，因而大量粪污得不到有效处理和利用直排导致污染。针对这一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厅厅长助理孔源博士认为，一方面，政府要加强组织、监管和引导，推动养殖场户配备粪污腐熟和粪肥贮存池等必要设施，另一方面，要注重引导构建粪肥收运还田的市场化机制。
“以铜铃岩村这家养殖场为例，可以采用‘全混原浆、就地腐熟、就地贮存、就近利用’的方式，推动规模化养殖场配备足够1~2个月粪肥产生量的贮存池和收运喷施车辆，并与当地的种植基地或需肥农户结成粪肥供需市场化关系，解决粪污资源化问题。1台收运车、1~2个工人，将积存的沼液粪肥卖给种植户并喷施到位。”孔源说，这样不仅能大大降低养殖场粪污治理的成本，又能大大降低种植户施用有机肥的劳动强度，免去购买和施用化肥的成本。对养殖户来说，只需配备腐熟池（沼气池或化粪池），不需要“干湿分离”等复杂的设备和处理工艺，就可以实现粪污“用得掉、不排放”；种植户用购买化肥一半的价格买到了粪肥和施肥服务，便捷省力，提质增产。如果周边种植户一开始不能普遍接受沼液粪肥还田，可以尝试示范户先行。
条条道路通罗马，如果真的有心，养殖业和环境保护并非是对立项。破题的关键，取决于政府的智慧和企业的责任担当。
太阳之下，大山之中，一个跑长途运输的司机开着货车经过这里。经过村口附近，他扫了一眼路边立着的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吃住围栏坝，畅游清江河。而清江，就在不远处。
（截至记者发稿前获得的最新消息显示，福临养殖有限公司承诺将于今年12月15日关闭清场。水布垭镇政府指派水务中心于10月10日组织实施村民取水工程，16日已完成施工。目前村民已经喝上干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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